在完成大三倒数第二门大作业后的晚上，补完了电影《百鸟朝凤》（2016）。
首先说个人的观感：这是一部情节完整、情感充沛、态度严肃的影片，其纪实性或许要胜过文艺性，尽管很多人更强调的是（和商业电影相对的）艺术电影的属性。主线内容非常突出，简而言之，就是以主角游天鸣的视角，叙述其自幼拜师直到师父离世的一段故事，以小见大，反映在中国陕西农村土生土长了几百年的唢呐班子在改开前后的十几年（主角从十三岁到二十四五岁）越来越难以为继。
而深入分析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方面，从包括主角姓名和导演谐音、导演本身也是1939年生于陕西咸阳三原县，经历过我国近现代许多重大历史变迁等事实不难推断，早在2014年过世的导演吴天明应当对其倾注了相当浓重的个人情感，这也是不少认真观影的观众能普遍感受到的——以至于能严肃地看完最后的字幕、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真实存在的社会问题和解决办法，这本身值得肯定。其他方面的“优点”反而显得平淡了，如人物形象塑造简短有力而不乏矛盾的生灭，感情戏点到即止、恰到好处，尽管这一点的拿捏已经超越了一大批影片。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影片将较多的要素浓缩在如此时代跨度（绝不仅是一段普通的十年），作为小说翻拍的电影，内容方面也确实称得上泥沙俱下，观者应当批判地加以分析再认识。作为一门生命力顽强的民间艺术（特别是相比古代中国多次变革中屡屡断代而集体失传的宫廷艺术、文人艺术这一支），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唢呐演奏的延续和发展是有其意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本应鼓励文化的多样性——如果旧社会尚能维持的积极因素在所谓的新社会反而无立足之地，显然匪夷所思。百鸟朝凤，说到底“凤”的光彩夺目离不开最普通的“百鸟”的支持和参与，这个标题很是富有寓意。一个最容易想到的象征，也许就是唢呐这种艺术形式的受众（衣食父母）的态度决定了艺术家的生死祸福。但是，传统的师徒制、帮派制以及附属产物需要如何革新，组织形式和文化习俗需要如何适应现代社会与现代生活（无法逆转，只能接受的大环境），这也是影片中落得孑然一身（“众叛亲离”可能言重了）的主角对自己无言的终极拷问，而答案是开放式的、未完成的，导演可以说只做了一个情景引入而将核心问题抛给了每一个观众，特别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与民乐爱好者。（当然，影片本身的配乐里，多处出现唢呐与西洋乐器的合奏，本身也表明了电影制作团队的一种态度。）
至于传统家庭的解体和转变更不必说，对于展现传统家庭存在、长幼秩序以及男女分工定位等等的镜头和台词，我相信没有一个进步青年不起反感。然而，我们不该因为某种伴随着强自我意识的创伤后应激反应而充满敌意，将基本客观反映史实的影片本身不分青红皂白打倒。（如果将这些现代视角下显得落后的因素剔除掉，一厢情愿地在旧时代叙事中植入新道德，影片大概只会反增荒诞与平庸。）
这里就有必要提一下相关影评，特别是许多树稻草人打靶的双标暴论。如果说将主线理解为严肃文化和流行文化之争、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之争还只是平凡的误读或者侧重点跑偏，那么，某些差评则可以算是强盗逻辑的恶意攻击：将【一切泛娱乐化大背景下广布于乡镇现实生活的土味电声乐队（或者用更土气的说法，草台班子）】说成是影片对西式音乐和音乐人的恶意丑化，将【特色年代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本色工厂关停并转、恶劣生产条件下不再是工厂主人的雇工罹受断指、尘肺病等工伤却只能逆来顺受】说成是影片恶毒诅咒离开唢呐班子的成员，等等，几乎无法掩盖其预设立场的偏见，以至于令人怀疑究竟哪一方的意识形态保留了更多的封建遗毒、哪一方拥护的对象更应该改革，竟然可以如此扭曲、甚至漠视了影片在进退维谷的底层日常视角中，所呈现的共情和关怀——或者说在现代社会越来越淡薄的人情味——以及远比无脑站边对喷更丰富的内涵。（时代一粒尘，个人一座山，所言如是）这背后更多的或许是一种早已默认立场的政治站队，更露骨的一面我们早已熟悉：
垄断媒体流量对完美受害者敷衍了事、对不完美受害者重拳出击；历史大势所趋、不惜一切代价、即便你我就是代价；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农村不配工业化、农民要么老实种地要么进城当民工；体制无错、大局无错、一切都是个体的错；揭露社会痼疾者动摇稳定、居心叵测、罪该万死；……
不夸张地讲，若以近五年的政治氛围动向来看，这部片能否过审甚至都是个问题，仅仅是几处戳心的情节反映出的社会旧疤，实际上早已不堪重负。只能说影片在这些本该触目惊心的细节上，为了审核等因素已经还原得相当克制和中立，但依然不可避免地触怒了当前体制的绝对忠诚维护者（讽刺的是，相当多甚至是被压榨者）的逆鳞。
说一千道一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可说背景下文艺新作品依旧步履维艰的今天，酒吧夜店早已笙歌依旧而线下影院却不得不继续停业的今天，笔者不得不在b站翻拣存货，最终化思绪为本文，也许是一种不得已的塞翁失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