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最快时间厘清一个县城的利益关系？ - 大宾哥的回答 - 知乎
直接上结论：基层的利益分配格局，就是围绕着一二三把手，和亲信老板，穿插若干美女，以血亲、姻亲、干亲、同乡、同门、战友为纽带建立深度不同的链接，在一些道路桥梁，铁路隧道等等较大的项目里，背后还有一些大人物似有若无的身影。
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理清基层的利益关系，就从这些圈层入手。
你可以看看你所在县市省三级的绿化工程、生态防护（河道养护、生态林建设、矿产开采保护）、乡村振兴重点项目实施、重大民生工程、道路桥梁、以及重点招商引资项目、包括土方砂石、矿产勘查开采、水泥搅拌站这些显而易见的暴利项目谁在做？
都有公开的招投标信息，而且大概率都是成立时间不短、资质齐全央企国企承接，关键人穿针引线也会保护好自己的羽毛，因为活着才有输出。
这样只要就做成了大型国企/央企对接政府，以关键人穿针引线，附带乙方施工队伍，这个链条上包括不限于各个管理部门携带的供货商、材料方，地方融资平台和银行相关领导在融资层面的的推动，更因为很多地方财政压力山大，许多项目必须通过各种花式举债来引水驱动。
这儿重点说政府背景的项目贷款。从我穿开裆裤的时候，看家里长辈叔叔阿姨们和政府国企，各种乙方单位打交道就见多了。包括我自己后面在好几家银行做了好几年，除了tm行长和办公室主任没做过以外，乱七八糟的业务口都刷了一遍。什么民企国企领导老板，资金掮客，平台公司的二世祖，监管部门的局长处长，政府部门的少壮派，和隐藏在背后实际能量不小的二线领导，我都见了不少。
政府项目贷款问题不在于做融资材料，在于所谓的“程序正义”。
本质上以政府信用为担保，一帮名校毕业生吭哧吭哧做三个月材料，银行，政府，融资平台，国企，一堆乙方材料供应商，施工队伍，上上下下勾兑利益，怎么签合同，哪里卡壳了，跟谁喝几顿酒，要怎么打通关节。最后才有政府通过政府融资平台（借款人）借入的，然后由地方政府划归项目建设主管单位统一调配使用，借款人实际并不使用和管理信贷资金。
等到你们看到的时候，也就是在某电视台，融媒体平台，播报了一条“重大项目建设开工仪式”，一堆领导剪彩动土。
看到了吗？这个完整的利益链条，由“政府出面、央企国企对接、金融机构融资、关键人穿针引线”构成，你想怎么融入？
是银行和融资平台的内部人，安排你项目实施期间供材料，还是切割一些标段给你做？还是替领导盯好这些项目，防止资金流向出问题，随时准备好备用方案，完成单位内部指标不说，还得干得漂亮。
是政府关键人的内部人，直接套皮或者挂靠央企国企资质瓜分核心标段，本质上替某些人打理利益关系？
还是你本来就是央企国企内部高管相关人，可以替大哥出面干脏活累活，包括不限于跑动关系、催收工程款、维护地方政府关系，甚至出了问题替大哥背锅？
所以理清利益关系，本质上就是看你自己具备什么生产要素、具备什么价值、处在哪个生态位，然后对号入座的过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有些关系的经营不是以天为单位，是以年为单位。
所以真正神通广大的人物，不一定是某家领导的直系亲属，也不一定是某些央企国企领导的亲信小弟，大概率是能吃的开，协调各种关系的居间人。
这种人一旦贴上某个关键人物，几乎可以忽略时间问题，一直可以把在地方的关系网经营下去，甚至不在乎谁来做一二把手。流官这种制度就决定了，稳定和政绩才是压倒一切的，即便是再来一些新人，也不影响他们贴上去吃，只不过区别在于，更换一批乙方供货商和施工单位罢了。
“圈层，资源，机运”，是玄学，也是个人努力；真正能否分得一杯羹，不光取决于你是谁，也看你跟谁混，什么时候混，混了多久。
如何最快时间厘清一个县城的利益关系？ - MUMA的回答 - 知乎
如果只做简单了解而不打算深入接触的话，可以通过以下4个途径：
1.县级政府网站上的年度工作报告（大略了解）。
在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中，会介绍本地GDP的涨落，读者可以通过一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构成和变化，推断出一个县大体的利益分布。
如果是农业县且第一产业产值持续增长，那当地农村地区宗族势力通常也较强；如果是个工业强县，那本地势力通常会比较弱或比较克制，因为本地势力如果强势拿走了太多利益，当地工业的成本就会高涨，工业品价格上就竞争不过其他地方。
如果是资源产出型县城，则又可以根据资源产出的类型继续细分，如果产出的是油气，由于该行业国内通常为两桶油垄断，故当地的利益关系可能会比较简单（垄断央企能量大且规范）；如果是矿产型资源，则企业和地方可能会有些小龃龉——矿产精炼需要一定的资本和技术，门槛比较高，使得负责精炼的企业会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以压制矿场的利益方，另一方面，矿产的挖掘利益也不会少，使得矿场一方的能量明显比一般从事一产的农民组织要强，在精炼厂一方为节省成本不按规范操作损害地方利益时，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如果是煤矿资源，由于煤矿没有精炼环节，可以直接对接广大的终端用户，故在缺乏精炼厂压制矿场主的情况下，各矿场主的利益会比其他资源产出大得多，利益冲突也会更大，甚至会出现腐蚀地方执法部门的情况（国内煤矿领域里煤老板的故事明显比其他资源领域高两三个数量级）。
如果是商业强县，则看后续细分：以多种商品流通为主，如义乌（县级市）这种商业规则较为健全的县，因为不同产业品类阻止了利益的集中，故当地通常利益关系比较简单透明；以某种土特农产品采集、深加工、批发为主要商业活动的县，则有很大概率在这个土特农产品的产业链条中诞生垄断利益集团，其利益关系会复杂许多；而以本地特色旅游资源为主要商业活动的县，由于本地势力为主的商家利益集团对以外地游客为主的顾客利益集团有明显的力量优势，其商家利益集团大概率会想方设法腐蚀当地的执法部门以获得更大的压倒性优势，则最有可能出现官商勾结——煤老板所在的县可能出现几个煤老板和本地势力互相争斗而执法机构中立执法，但本地利益一致对外的县，当地的执法机构被腐蚀的概率会明显比煤老板所在的县高一截——这反映在现实社会，就是很多以旅游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县，当地旅游执法部门对于宰客现象的执法力度总是很软弱。
小结：利益所在的地方才会产生利益关系，故通过县政府的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普通读者可以快速的弄清楚一个县的主要资源集中在哪些领域，然后就可以套用对应领域的利益关系通用模板了形成大略的判断。比如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了当地的产值和政府收入，读者就可以对比临近县份或同体量县份的数值，得出该县利益的多寡（一大票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国家级贫困县是没有很复杂的利益关系的）；通过政府支出主要投入方向和规模，就可以判断该县复杂利益关系所在的领域，比如说基建投入是否连续多年高于临近县或同类县，则当地土建领域则有可能存在复杂的利益关系。又比如当地教育投入连续多年远高于其他县份，如镇上很特别的有全省甚至全国最出名的学校，那围绕这个学校必然有很复杂的利益关系。
2.县招商局公开的招商引资宣传材料（重点经济方面）。
一般来说，县招商局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更新一次本县招商的公开宣传材料，题主可以直接找县招商局索取电子版，进而根据材料了解到该县经济建设的重点方向。
其中涉及一产（农业）方向的，由于存在工农业剪刀差，利益不多且大多涉及农村争水争地，就不展开讲了。涉及三产（商业）方向的，由于答主只有工信部门的经验，对商业不太熟，也不展开讲了，故只说说二产（特指制造业）方面怎么了解当地的利益关系。
一般来说，在收到招商宣传材料后，找到材料中重点推荐的工业制造行业方向，比如机械加工、化工、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等，进而根据这些制造业方向设计一套话术，打电话从当地招商局套话即可。
通常在设计话术时，将关注点放在三个方向，一是本县重点推荐的制造业领域中的几家头部企业的信息；二是本地货运物流（不是快递物流而是指企业发送的大宗商品物流）龙头企业的信息；三是本地招工来源。
比如当地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化工领域，题主可以把自己假定为准备到该县投资建设化工厂的身份，在电话中向该县招商局咨询该县有没有上下游和竞品的化工厂，上下游和竞品的化工厂名字是什么，发展得怎么样，以及这些工厂对本地行业主管部门来说相对公开的信息，如产量、产能、产值、雇工人数（地方行业主管部门知道的不一定精确但也不会差很多）。如果当地的上下游和竞品企业都只给了一家或者虽然给了几家但产量和产值上是一家独大的格局，则当地的商业环境很可能因为某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缺乏竞争。
同样，有了这些信息，就可以和网上的工商信息平台（如 @企查查 @天眼查 ）登记的信息进行对比，看当地招商局的说法和网上工商登记的信息是否有较大的出入。比如当地招商局说某企业有几亿的年产值，但网上查询到的登记社保参保人数只有二三十个，则说明当地的执法强度很低，利益关系很可能比较复杂。又比如工商信息查询平台提示该企业有大量重大经营风险，特别是存在大量败诉后未执行的案件，则该县的利益很有可能高度复杂——一地存在大量高风险企业不少见，但高风险企业能在当地不断壮大且获得当地招商局推荐，就很值得玩味了。
额外的，网上的工商信息平台上还可以查询到这些企业的实控人个人信息，以及该实控人名下其他关联的企业。如果实控人名下的企业在网上看起来问题不大，主要的企业成立的时间也比较久（20年以上），那么可以用实控人的名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作为关键字在搜索引擎上查询，看其是否在所在县或市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如果有，则可以作为一个加分项，说明该企业在当地发展壮大不太依赖盘外招或至少已成功洗白（人大和政协不是以追求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的部门故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审核与地方经济部门的标准差异很大）。
而咨询当地的货运物流龙头企业，则是因为货运物流是一地对外交流的窗口，是外来势力（外地货车司机）与本地势力交流最多的地方，而货运本身又是违规行为的高发的行业，超载、超速、超时（指长时间行车不按规定休息）行为很普遍，这种外地资源输入过程中本地势力的资源划分过程，以及违规违法利益和执法频繁冲突的领域，题主同样可以从当地招商局中快速获得较为清晰的认知，然后针对招商局推荐的本地货运企业设计针对性的话术从相关货运企业中套出对应的信息，并通过网络上的三大货运平台查询到的信息做交叉比对，就可以得知当地县份的执法尺度和对外来资源输入时利益划分的尺度——如果比对分析出来的信息是当地不但存在外地司机要拜码头，还盛行雁过拔毛，那当地的利益关系通常也会很复杂。
至于第三点咨询当地的招工渠道，是因为人是最善变的利益关系。如果当地招商局回复说主要从工业园区旁边的村子里招农民做工人，大概率当地政府自己都没有把周边农村农民的利益关系捋顺，这里面大概率利益关系会相当复杂（周边村民农忙期间可能不上班回去种地又或者在村里某些人的挑拨下故意集体不上班来为难工厂）。如果招商局说可以从本地学校毕业生中招募，则大概率本地就业情况比较糟糕，本地人都跑外地打工了，缺乏足够的待业人员，题主在后续用工方面有可能会被卡脖子（毕竟毕业生只在毕业季才能大量供给没法随用随招）。如果招商局推荐了几家劳务中介公司且题主在后续和劳务公司套话的过程中没有发现明显的破绽，劳务公司能保证在合理的时间内招募两三百个工人，则当地的利益关系相对简单。
但如果题主你打听到当地招商局承诺他们可以直接以政府名义下场保证帮你招募到足够的工人（比如河南郑州某水果代工厂享受到的那种待遇），那这可把答主整不会了，因为答主本地招商局是没有这种能力的，不知道怎么分析。
小结：现代社会的主要利益来源于商业流动，而在县城这种体量较小的经济体中，政府对于商业和经济的把控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故直接找县招商局，通过合理的编排话术就能套到本地主要的民营商业活动以及基础商业活动领域（物流和人力）的头部参与方，就能比较清晰的描绘出本地主要利益的分布格局。特别是对于招商局来说，其作为一个以招引外地利益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府部门，对本地官方层面的利益格局以及外来势力在本地如何分配利益都掌握着第一手的信息。是故想了解一个县的利益关系，找招商局套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你是否能编造合适的话术套取到正确的信息是另外一码事）。
（相关招商局（投资促进局）的拓展阅读，可以参考下面答主写的一个几万字的回答：投资促进局和商务局哪个好？）
ps：有评论说可以参看当地政府招标文件的中标的本地企业，对此答主觉得意义不大。因为世界上哪一个政府都会本能的保护本地的企业，将政府的项目留给本地的企业来做，最出名的例子就是自从懂王提出美国优先，倡导制造业回流美国之后，之后的睡王通过了芯片和新能源汽车补贴法案，明确使用美国政府的大量财政拨款来支持美国本土设厂的企业。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把项目给本地的企业，从日后的维护和平时的沟通来讲也是有很大便利，所以答主个人并不觉得政府招标本地企业中标必然存在着不可告人的利益关系。
3.县内的外地商会（非政府视角）。
将某度地图定位到该县，以“县名+商会”为关键字进行检索，通常就能检索到该县存在的若干商会名称（大概率是福建或浙江的商会）和地址，之后拨打当地的114查号台，通过名称和地址，通常就能拿到商会登记的固定电话号码，之后就可以组织好话术致电商会咨询了。
一般来说，和咨询招商局一样，题主只要问对正确的问题，从商会工作人员处可以获取很多有用的信息。当然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会直接询问，这通常会被当做骚扰电话，所以答主建议从咨询如何入会开始。
通过这个问题，你就能获得两个有用的信息：1、会长本人的姓名及所开办的企业、企业开办的规模，大概率还能要到私人电话；2、入会门槛。如果入会门槛很低，比如开个沙县小吃的夫妻店就能加入，这说明当地的经济通常比较差，即使以善于经商闻名的胡建仁也没法在当地作大生意。而知道会长个人信息之后，可以用其名字+县名为关键字在之前的企业信息平台和地方政府网站上搜索，如果企业信息平台上的内容比较正常且企业规模较大，说明当地利益关系相对简单，对外地企业比较友好；如果在当地的政府网站同时搜到会长或会长企业的正面信息（通常出现在当地工商联的新闻报道中），则是一个加分项，说明当地政府不排外。
在做好以上功课之后，可以进一步组织话术直接向商会会长套取更多具体的信息。具体怎么设计话术呢？不建议题主选择将自己当做会长的同乡或同业，这比较容易露馅。可以选择同省但距离较远的市县，以打算到该县从事的行业可以从家居装修、烟酒或茶叶批零、医美、眼科或牙科诊所、家用电器等高客单价的低频交易行业为背景，这些行业通常对资产规模有一定门槛，对方不会当你是做小生意的轻视你，同时单笔交易利润空间大，存在相当的利益再分配空间，便于借此引出后续利益关系的话题（显然你很难依靠开沙县小吃每单让利一块钱或开便利店每包辣条便宜五毛钱来引入利益分配话题）。
在后续的话题中，题主可以获得对本地执法机构较为公允的评价（招商局对本地执法机构的评价有可能过于正面），本地的本土势力的行业分布和行事风格（招商局通常会回避这方面的信息）等，如果打听到本地有做鱼贩起家，至今还库存着一仓库小灵通的大商人，建议联系高层，请求安排指导组到该地指导工作。
小结：与县招商局相对单纯的工作人员不同，能懂得开办商会利用人脉抱团取暖，将虚无缥缈的同乡概念操作成自己的人脉资本后向当地政府要好处的商会会长通常对当地的利益关系要比绝大多数普通商人以及体制内工作人员要懂得更多，理解也更为透彻。但虽然一般情况下，商会会长出于维护商誉的缘故不会刻意坑假装要加入商会的题主，但由于商会会长大多是老油条，题主从其口中套出有效信息的难度也比招商局要难，尤其是题主真不是老板，而只是单纯从事信息收集，是很容易被其反套路，被其识破真实身份和目的而一无所获。
4.地图、货运和工商信息等查询平台。
对于有一定经验的老板来说，某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如何，通常有一些很直观且常见的判断标准。对于县城来说，最常见且直观的标准就是在地图软件上看当地有没有金拱门或开封菜这两家快餐店落地。
如果有，说明该县城消费能力不错，执法环境也还过得去；如果没有这两家，但有肯麦基、麦德劳这类的洋快餐店，则说明当地的执法能力很弱，地方政府的法制意识也不强；如果连类似的碰瓷洋快餐店都没有，通常说明当地的消费能力很弱，无利可图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搜索当地的便利店。如果有连锁型的便利店出现，说明当地物流这方面利益相对简单，连锁便利店自家的配送货车进入该地的货运领域时没有遇到太多的本地阻碍。同时还说明当地的消费能力可以支撑外地资本在支付完租金和员工工资后，还有可观的利润——本地利用自家店面开的夫妻档便利店的开店收益实际上是将租不出去的店面换一个方式来收了房租，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店家做生意获得收益。
而判断当地是否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一个简单的办法是在地图软件上搜索当地的网吧数量——与KTV，酒吧、饭店等即可服务外地人也服务本地人的娱乐设施不同，由于县城里的本地人大多拥有自己的房产，可以方便的办理家用宽带并使用家用电脑，故网吧很大程度上只依赖于长期在本地租住且收入不高的外地人来做生意。因此一个区域内如果有多家网吧，则说明该地区有大量经济收入尚可且时间相对宽裕的外地人员，反过来证明当地的利益环境不仅对想做生意的外地大老板友善，对想到该地发展的个人打工者也不错。故如果题主不是老板而只是个人求职者，可以通过查询目标区域的餐饮店档次，是否有连锁便利店以及网吧等标志性的商业单位来进行一个快速的判断。
总结
本问题下大部分回答以及评论区的评论认为，厘清利益关系的关键在于找到该区域连接各方利益关系的具体的人，对此答主不是很认同。在答主看来，人是善变且多样的，与其花精力去了解这些人，不如花精力去了解该地掌握利益分配的单位或机构，从单位或机构的利益为切入点来制定利益分配模式——即使你善于揣摩各色领导的心思和利益诉求，但体制内的领导干部有定期轮岗制度，题主你好不容易整好关系了，真想用的时候人可能去其他岗位在原单位人走茶凉了。相反，如果题主你将心思放在部门和机构的利益上，以此为出发点设置阳谋，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除了极少数全资控股且能力彪悍的一言堂老板，大部分单位和机构的领导者都存在领导力不足，需要手下支持和配合才能有效行使权力，这就决定了如果某件事是对整个部门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利，则一把手即使不愿意，为了避免出现手下阳奉阴违破坏自己的领导力，也只能接受——参见热门的《狂飙》和《教父》里，小弟见贩毒利润高，铁了心要参与时，黑社会老大即使最初坚决反对，但手下小弟阳奉阴违甚至想脱离组织要单干时，组织老大的心理抉择。
至于如何利用部门利益推进计划落实，可参见答主下面写的这个几万字的回答，在该回答中针对疫苗接种这个突发性的苦活累活，负责这项任务的工作人员充分寻找了十几个部门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并以疫苗接种为利益纽带串联其了这些部门的工作热情，最终即没有花钱拉人，也没有限制人员活动，在不声不响之间就提前完成了工作任务。
最后很让答主不解的是这个回答为什么会这么火？在答主的认知中，大部分知乎读者都应该是城市居民，平日里完全不应会关注县份的利益关系和分配，结果回答在三四天内获得了1.8万赞，4万多收藏，有读者能说说为什么吗？该不会是全员都打算润到小县城过日子吧。
附：怎么能让咱们心甘情愿、积极主动去接种疫苗？ - MUMA的回答 - 知乎
其他回答都从市民视角讲述被当地政府如何发短信打电话动员，如何奖励油米和金钱、甚至因为没注射疫苗被禁止进入某些场所、以及单位领导给压力下指标，那答主从地方政府视角谈一下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中普通大众观察不到的操作吧。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接种疫苗，这当中的工作其实充满了算计，包括算计上级、算计周边地区、算计居民。在答主看来，地方的疫苗接种工作如果初期采取正确的操作，则后期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奖励油米和金钱、到外地拉人、又或者禁止未接种人员进入公共场所等让大众吐槽的操作。
以答主所在地区为例，到5月底的时候，本市疫苗接种做得好的几个县区，接种完成率已超过100%，全省做得好的市，接种率超过90%。而到了9月初答主所在城市接种率整体达到90%时，最好的县区已经超过110%，但也有不少做得差的县区只勉强过80%。
做得好的地区是怎么操作的呢？具体的策略有四点：
首先，严格落实疫苗到接种点后24小时内清零政策。
由于年初疫苗供应量不足，上级分配疫苗时除了按照地区常住人口定基数外，调整分派疫苗数量最大的参数就是各地库存疫苗数量。打得越慢库存数量越多的地区，下次疫苗分配时被核减的疫苗数量就越多。最极端的时候，省疫苗专班甚至将已经下发到各市的疫苗中，从库存较多的市抽了数万支转配到库存清零的市。
由于实际操作中待接种人员不可能100%按计划到达接种点，故疫苗24小时清零意味着组织到接种点等待接种的人员数量要超过接种点分配到的疫苗数，这就造成每次接种总会有少量花费了两三个小时来等待接种的人员最终无苗可打而在引发投诉和矛盾冲突。故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地区出于减少矛盾和投诉的考虑，并未长时间的严格执行此清零政策，而是选择每次接种组织的到场人员比疫苗数少一点，则一个县区十几个接种点都留二三十支疫苗，一个县区就会有四五百疫苗剩余，全市就有五六千疫苗，全省就有六七万支疫苗没打，在更高级别的层面上，省份有如此多的疫苗没打，很可能就整批疫苗不再分配给库存多的省份。而做得好的地区，在初期就一直顶住压力严格执行清零，从初期就开始在获取疫苗数量上开始碾压其他地区（尤其是那些分配数量被核减后还被上级将疫苗又抽回去的地区）。
第二，适当调节不同接种人员类型的优先级。
对于疫苗接种，国内将所有接种人员根据防疫工作的相关性、组织度高低、身体健康状况等几个标准划分成了30个大类。其中2021年第一季度疫苗接种是重点九类，二季度开始接种18-60岁的居民（组织度较低但身体健康程度较高），三季度开始接种60岁以上居民（组织度更低身体健康程度更低），四季度开始组织3-17岁的学生接种（组织程度较高但健康程度较低）。对于组织实施的地方政府来说，某几个人员类型能否安排接种在大的时间节点有严格限制，但在一个时间点内，不同类型人员谁先打谁后打却是一个可以研究的技巧，这方面运用得好，能平白比周边区域多打好几个点。
比如在一季度开始的重点九类人员接种，其正常的优先级顺序是这样的：1、边境和机场口岸的海关边检工作人员，这是直面阳性患者的高风险暴露岗位，位于第一道接触的关口（人防关口）；2、进口冷链食品相关工作人员，这也是直面新冠病毒的高风险暴露岗位，位于第一道接触的关口（物防关口）；3、隔离点工作和服务人员，这也是高风险暴露岗位，位于第二道管控环节；4、定点治疗医院治疗科室的医护人员，高风险暴露岗位，位于第三道的治疗环节；5、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当境外高风险人群完成集中隔离转入社区管控时，社区工作人员有机会与其接触，中风险的暴露岗位，位于第三道的管控环节；6、非定点医院对应科室的医护人员，在本地爆发大量严重病例后用于支援定点治疗医院，位于第四道治疗环节；7、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本地爆发感染后用于支援基层社区防控（此时社区防控要24小时连轴工作），暴露风险较其他普通岗位高；8、本地医疗机构其他工作人员，由于未知的阳性患者可能会到医疗机构就诊，导致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感染，暴露的风险较其他普通岗位高；9、本地水电油气、通信、交通、邮政、快递等基础公共服务行业从业人员，其中水电油气和通信这几个行业职业暴露的风险为正常水平，但考虑到一旦这些系统发生人员感染而停产，将会对本地大量居民的生活产生影响，故提升了其接种优先级，而交通（司机）、邮政快递等行业的工作人员虽然公共服务的属性弱于水电油气等行业，但由于人员处于节点位置，频繁和大量民众接触且个人工作时的行动轨迹范围很大，一旦感染就会造成大范围的密接，故也在疫苗接种工作中被提了权。
正常的县区政府，通常会按照这个逻辑从1打到9，但是鸡贼的县区，却会根据更有利于完成任务数的逻辑重新编排优先接种顺序，在从1打完5之后，会从9开始打，并且就算从9开始打，其中也有很多小算计。
比如等级9的公共服务行业应该选哪个行业优先打？做得最好的A县区的选择是：环卫、快递、外卖、保险和长途货运司机优先打。前四者因为人员流动性大，在2月份回老家过年之后很可能不再回来，所以必须赶在1月份开始接种，过年放假前打完，2月底过完年之后新招募一批员工时又可以再组织一次补打，而后五六月份又可以安排这些单位在这三四个月里重新补充离职人员再薅一次新入职员工的羊毛。而长途货运司机由于长期在外，时间长了保不齐在外地打了，所以要提前安排，一旦其返回本地就马上注射。
在这之后继续安排水电油气和电信银行行业进行接种。这里面可以利用的一点是这些行业是全市各县区都有分公司，因此A县区率先提出可以为这些行业提供疫苗接种，就可以通过这些行业在A县区的分公司联系到对应的市公司，再由市公司组织起下其他县区的分公司员工一起来A县区接种。也就是说，当其他县区还在安排六七八等级的人员接种时，A县区直接通过等级九各公共服务企业市公司的渠道将其他县区分公司的员工拉到A县区完成了接种。特别的，A县区还自行扩大了等级九的定义，将环卫、银行、保险等广义上属于公共服务但狭义上并不应该在等级九里的行业也安排了疫苗接种（尤其考虑到环卫保险同时还是高离职率的行业提前接种可以多收割一轮人头）。
第三，合理的利用各单位不同的组织度来组织疫苗接种。
之前说到过，要想从上级分到更多的疫苗配额，就得长期坚决的执行疫苗清零政策。而要落实这个政策，就需要合理的利用不同组织度的单位来组织疫苗接种。
一般来说，被安排计划去接种疫苗的单位的组织度相差是很大的。比如公安、城管这些准军事化管理的单位组织度最高，要求其派规定数量的人员在规定时间规定接种点接种疫苗，基本上可以按要求全员按时到场接种。在这之下，是大型工厂和企业的工作人员，这些单位的架构里有班组长和工段长，平时工作需要前后端相互配合相互衔接，故工作纪律比较好，计划安排的人员实际到场率在90%左右。之后是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由于年初开会比较多，计划安排的人员实际到场率在80%-85%之间（其他大多是临时有会议安排去不了）。其下是大型商业服务企业，如连锁超市或大型商业广场，以及保安公司和物业服务公司，这些企业业务大多是平行关系，且人员流动性大，故纪律性又更差一点，计划安排的人员实际到场率在60%-70%。
以上单位组织度不同带来的到场率不同，给实际的疫苗接种组织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随机性，即一个接种点如果有500支疫苗，可能安排公安城管去接种，通知520人就足够，而安排连锁超市的员工去接种，需要通知800人。对于30大类来说，一个划分的维度是按照组织度高低，组织度高的行业排在前面。一般认为优先安排组织度高的行业，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来推进接种可以快速将接种率提高到一个较高的水准，最大化的形成防护能力，后续再持续爬升到目标线。但A县区的思路却有所不同，其反其道而行之，主要优先接种组织度较低的商业企业，组织度较高的公安城管和大型工厂反而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举例来说，其他县区是先公安城管打完再到工厂员工再到政府机关员工再到商业服务业员工，结果就是前几天公安城管接种时疫苗和人员匹配较好能顺利清零，但到了后面却越打越拉胯，每天通知到场但未到的人越来越多，最终造成剩余的疫苗越来越多。而A城区的操作是商业服务行业的人员早上开始接种，下午四点以后是组织度较好的工厂，当接种点到下午三点发现到场的人比预期少时，会反馈给指挥部办公室，办公室会根据上午多出的疫苗数量紧急通知公安和城管安排五六十人在六点钟以后到接种点将上午剩余的疫苗打完。即组织度低的企业优先从上午开始打，组织度高的工厂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在下午4-6点之间作为缓冲时间段的垫场，组织度最高的公安和城管作为弥补上午低组织度单位的救场（当然这意味着接种点的医护人员延长工作时间不能按时下班）。通过这种将高组织度的公安城管单位化整为零的搭配使用，A县区在处理低组织度的单位员工接种时，也大体上实现了到场等待接种人员和疫苗数量的高匹配。额外的，由于最后救场的待接种人员其单位文化有高度的纪律性和服从性，故即使出现到场等待的人员最终没有接种上疫苗，其也基本不会像普通单位的普通市民那样和现场的医护人员及组织者发生过激的冲突。
相反，其他县区到中后期普遍出现要么到场的人比预期少很多，疫苗大量剩余无法清零；要么到场的人比预期多很多，大量在场人员无苗可打在现场投诉造成接种点顶不住压力最终还是放弃了清零政策。而A县区和其他做得差的县区相比，每次都能做到清零，于是分到的疫苗越来越多，这些多出来的疫苗反过来又可以通过水电油气通信等公共服务行业的组织架构拉更多其他县区的相关行业员工来本县区接种，于是A县区在刚进入疫苗接种的中期阶段即迅速拉开了与周边县区的差距。
第四，善于PUA基层并算计辖区居民的人心
2021年二三季度国内先后开放了18-60岁组和60岁以上组别的新冠疫苗接种。与第一季度重点九类相比，第二阶段的疫苗接种特点和要求也有所不同。从接种对象来说，第一阶段重点九类都有明确的单位，虽然组织度有差别，但基本上能做到上行下效，相关人员去接种时可以利用原单位的行政架构去组织。但第二阶段开始后，虽然里面有大量大型工商类企业，但更多还是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以及散居的社会零散人员，后两者缺乏有效的渠道通知和动员，是非常难组织的。
而另一边，国家要求地方政府在组织新冠疫苗接种时要考虑方便民众接种，将接种点下沉到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所（之前第一阶段的接种主要集中在安全保障更完善的大医院），这就给疫苗调配和人员组织带来了更高的要求。而另一个变化是为了方便居民接种，要求地方向居民提供疫苗接种网上预约功能。
于是大部分县区政府对上级要求的理解比较机械，将疫苗较为均衡的分配到了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同时将这些接种点的预约信息上线了市一级疫苗预约公众号和APP。但是A县区拿到上级的要求文件仔细研究了一下，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首先就是将接种点下沉到街道卫生中心这件事，如果单纯按照文件要求，比如县区有4000疫苗，平均发给20个街道和乡镇，则每个接种点分到200支疫苗对县区防指办来说是最省心简单的分配方式。但这个方式却有很多不省心的后果，比如接种点每次分到这么低的疫苗数将使大部分接种点在开展疫苗接种时都处于亏损状态，进而使各基层接种点开始抵触疫苗接种工作。又比如每个接种点都要落实24小时清零政策的话，在县区视角来看，引发的投诉和冲突将会多很多。
于是A县区思前想后，将疫苗接种下沉到一线的方案改了改，将4000支疫苗按每个点800支的标准分配给了5个基层接种点，下一批又按照这个标准分给另5个接种点。这样不但每个接种点都能通过疫苗接种盈利，在县区层面看来，20个潜在的投诉点变成了5个，大大减少了投诉量。而后续操作也证明，由于网络预约的到场率更低，且由于网络预约与第一阶段单位组织不同，第一阶段组织员工去时，最后一批到场的单位是向员工说好是有可能没疫苗可打但单位仍然要员工到场。而居民网络预约的逻辑是我约到了就应该默认有苗而极度不能接受到场没苗可打，这就造成了20个接种点同时开打的县区，每个接种点为了避免投诉都要留二三十支疫苗的余量，一个县区每批次就剩余500支未清零，而A县区每个基层接种点有800支苗，即使每个接种点都保留二三十支余量，在县区层级上也减少到只有一百出头（实际上A县区几乎都是清零），数字要比其他城区好看很多。
而A县区在二三阶段疫苗接种工作另一个技巧性的操作，就是婉拒了上级要求其接种点接入市级新冠疫苗预约平台的要求，在整个二三四阶段都没有开放本县区的新冠网上预约，这也是其接种率远超其它机械按照上级要求开放网络预约的县区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地方政府提供新冠疫苗网络预约看似是一个便民且能直接对接到个人的举措，但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措施。因为这几乎直接消灭了基层政府部门的组织意愿——对于新冠疫苗接种这块工作来说，大部分市民有一定的接种意愿，但这个意愿并不十分强烈，并且新冠疫苗接种费用也不算高（自费接种一针两百出头），也就是说，就算市民认为打疫苗是个占便宜的事，这个便宜也不大。也就是说，市民愿意花一些顺水人情去换优先打新冠疫苗的资格，但不太愿意花费太多正式的人情和资源去获取这个资格（毕竟不求人直接走自费优先途径也就两百多块钱）。因此，当地方开放网上预约途径之后，会给基层的新冠疫苗接种组织工作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毕竟自个儿能预约，为什么还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找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报名等排期？但我们知道，人总是懒惰的——网上预约看似很方便，但作为市民个人，由于初期放出的疫苗数量很少，在开始的三四天内市民如果连续没有抢到预约接种号，大部分市民会忘记这件事而不再每天都上网抢预约（毕竟这没有春节抢返乡的火车票那么重要）。
这就造成开放了网络预约的县区，在经过最初一周的网上预约火爆之后，网上预约人数会快速大幅下降。此后社区基层人员再继续发动社区居民去接种，大部分社区居民一看一边是社区要求报名的居民按规定时间去规定接种点接种，一边是自己可以在网上自选时间到自选的接种点接种（虽然实际还是很难抢到但给了居民一个自己还可以轻易选择的错觉），当然会选择更方便自己的后者。
最终，基层社区会发现只要还存在网上预约，自己就很难组织足够数量的社区居民按计划前往基层接种点接种，于是会向上反映居民接种意愿不强，组织居民接种的效率不高（相对于网上预约），建议不再由社区组织相关工作。而网上预约这一块则是反过来，只要基层社区被上级压着组织居民接种，网上预约人数就很多，造成大部分人都约不上，但这部分人因为看到能网上预约就不愿意去社区报名参加接种。而一旦社区因为组织到的居民数量不多而不愿意再继续组织，几天后居民就会因网上约不上而不再上网预约，造成实际上还有很多居民有这个需求但网上预约就是约不满。最终造成大部分县区的疫苗接种人数大起大落，没法达到稳定饱和的接种效率。
相反，A县区不开放网上预约，断绝了社区居民的选择，反而能让基层社区的报名人数持续增加，进而促成社区每次都能按照上级要求组织足够的人数在规定的时间到对应的接种点完成接种，避免了接种过程中的波动性。
当然，对于地方政府基层社区和行业主管局来说，取消新冠疫苗网络预约功能改由社区和行业主管局来主导疫苗接种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也方便了它们其他工作的开展。对于疫苗接种工作来说，地区新冠防指要求行业主管局和基层社区组织辖区民众接种，这是一个责任下派的过程，但对应的，还应该由一个权力下派的过程。在正常的行政过程中，上级向下级下任务下责任而不相应的下派权力，下级是很难很好的开展工作落实责任的，而对于基层行业主管局和社区来说，上级取消网络疫苗接种预约，就是一个权力下派的过程——物资和金钱不是权力，分配物资和金钱的过程才是权力，故取消了居民个人网上预约接种，就是讲疫苗接种的分配权从个人身上收归并下放给了基层行业主管局和社区。
因此，在其他正常开放网络预约的县区，在初始的四月份阶段组织打疫苗的任务，县区疫防办要求行业主管局组织辖区内大型企业接种，行业主管局心想这事我哪有精力做啊，于是直接问县区疫防办要来本地区新冠疫苗网络接种的团队预约码，然后把团队预约码直接往自己局联系的企业联络员群一放，让相关企业联系人将团队预约码转发到企业自己内部的员工群让员工自行凭码预约就觉得这工作完成了。做得细一点的，会把下一批疫苗的团队预约码发给某个特定的企业，让单个企业进行单独的网络预约，但这方式实际运用上效果也很拉胯，因为大企业的联络员一旦将团队预约码发到单位员工群里让员工凭码预约，百分之百会被企业中相当一部分员工将团队预约码转发给自己周围也急切想打疫苗的亲戚朋友，这还是会造成一个500支疫苗的团队预约码发给一个500人员工的企业，最终该企业能预约到疫苗接种的员工不到300人。于是预约不上的企业员工向企业老总抱怨企业联络员没拿到足够的疫苗；企业联络员抱怨行业主管局没有按承诺给企业安排对应数量的疫苗；企业老总原来是很配合政府的接种工作，特意安排企业当天全员停工去接种疫苗，结果只有一半的员工预约上了能去接种，另一半的员工没约上下次还得再次停工去打疫苗；行业主管局被企业抱怨后又回过来怼疫指办是不是背着自己把说好给自己局专用的团队预约码发给其他行业主管局用了。
反观A县区，由于不存在网络预约，所有的疫苗均通过基层收集名单后发送到对应接种点在接种点现场核对名单身份后才可以接种，这就使得其基层没办法简单的将工作推脱到基层认为更省心的网上预约这条路径上，而必须实打实的安排专人负责收集、核实和组织待人员，进而将一些原来认为无组织度的群体完成了组织化。
比如红富士广场上有10个老年人广场舞团，其中拉丁舞团平时很支持社区工作，社区搞什么文艺汇演都自带干粮去参演，社区叫晚九点收工不要扰民就晚九点收工。于是社区大张旗鼓的将第一批接种疫苗的名额全部给了拉丁舞团，剩下的9个舞团中的退休阿姨就会想，凭什么拉丁舞团的打了疫苗我们舞团没得打？于是她们就会撺掇自己的舞团长去找社区要第二批集中疫苗的资格。于是社区主任就有了一个可以拿捏这些舞团顺带落实其他工作的筹码，比如鬼步舞团长三叔说下周市里面有个社区文化大赛，你们这欧洲小舞种是不是排个节目报个名？对迪斯科舞团长曹姨说你们舞团近来老被人投诉扰民，你懂我意思吧？对天鹅舞团长大鹅说你们团号称300人才50人报名接种，其他比你们人少的舞团都报名上百人了，安排你们团第二批接种我很为难啊，你看RAP姐的团，因为她坚决不愿打疫苗也不组织团员报名，其下想打疫苗的团员都改去其他舞团了……
对于基层一线行业主管局和社区来说，其日常工作中常年麻烦企业和居民配合，但受限于法律法规，一线行业主管局和社区又平时又没有足够的资源让配合自己工作的企业和居民予以额外的福利和资源，工作就变得很难开展。而新冠疫苗接种的组织和安排，在今年四五月份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接种的时候，如果阻断了民众自行网上预约的途径时，就可以看成上级额外给予了基层一线一份资源和权力，而想通了这一点的基层一线，为了推动自己其他业务指标的落实，就会积极的参与并发动更多的企业和居民来接种疫苗，以最大化的利用这份额外的资源。反过来，如果辖区企业和居民可以网上自行预约，基层一线就没法将疫苗接种工作形成自己的资源和权力，其在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时，就会采取对待其他非核心工作那样只做上传下达，而并不会花心思想着怎么发挥部门的主观能动性将这件事的利益最大化。
当然，从地方政府行政人员的角度上看，这种取消网上公开预约，将资源的分配收归到依靠少数人自由裁量权内的做法，在大趋势上是不符合现今行政操作开放透明的趋势的。这种将资源分配划归到少数行政岗位自由裁量的最大问题隐患，就是几乎必然会带来权力寻租。在这一点上，国内外政府机构相关资源分配的岗位频繁被新闻爆出腐败事件即可看出。
因此，近十年来，国内都在大力推行政府的行政操作公开透明，故在此次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中，绝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官员都不加思索的觉得开放居民疫苗接种网上预约没什么问题，但A县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显然更进一步——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通常也会伴随着行政效率的降低，责任部门也会因各种公开透明的限制，而降低对此项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有可能不太适合在一项非长期的应急工作中落实和实施。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A县区仔细的评估了新冠疫苗资源分配这项工作的特点，由于新冠疫苗本身的价值不高，且作用的对象是民众个人而不是企业——个人通常不会因为个人自身的利益需求向政府相关资源分配岗位行贿，反之如像采矿权、停车场收费经营权等由公司运营的资源，其对应的企业则会有更大的动力向对应的资源分配人员行贿，故针对企业的资源分配过程中就应积极引入公开透明原则。额外的，对于民众来说，其只有一次性的需求，这就更进一步降低了在此项工作中采取少数人自由裁量政策所带来的纪律风险——菜市场的摊位、收取小区垃圾的资格这些针对个人的资源，由于菜贩、回收垃圾的贩子个人存在长期的利益收益，故其向相关资源分配者行贿的概率要比只打一次疫苗的个人要高得多。
第三，由于国家已经公开向全体国民承诺疫苗是人人有份且人人免费，基层一线行使疫苗接种裁量权的工作人员实际上只是决定资源下发的先后顺序而不是决定个人的资源获取资格，其先后顺序的利益性要比资源本身的价值低很多，而资源（疫苗）本身国家又承诺完全免费，故综合研判下来，A县区决定反常的在疫苗接种工作中抛弃个人网上预约政策，使用了表面上更落后但实际效果更好且纪律风险也足够低的线下组织分配模式，最终使得其相比于其他县区，更充分的调动了基层的组织能力，在疫苗接种中达到了更好的组织效果。
对于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来说，其工作的重心有两头，一头在于发动地方基层机构组织人员，另一头在于安排医院开展接种，大部分普通人关注在地方基层政府如何组织动员群众，而不太关注地方政府如何组织不同等级医院开展接种，故答主额外补充一些组织不同等级医院开展接种的技巧和知识吧。 对于正常的医院来说，打针注射是一项需要额外付费的项目，这个收费项目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做“注射费”，是专门给予实施注射的护士的专项收入。假设护士进行一次注射的酬劳是3元，注射器成本是5毛钱，则医院单独收取的注射费为3.5元。
而对于新冠疫苗注射来说，其注射实施标准比一般疫苗注射要高很多。除了正常的注射护士外，还额外需要两个负责录入注射信息的录入护士，其中一个负责注射人员信息的录入，一个负责疫苗信息的录入，以确保人和疫苗精确匹配精确溯源。也就是说，要实施新冠疫苗注射，一个接种台至少配备3名护士，额外的，由于新冠疫苗实质上也算是新冠病毒（已灭活或功能不全），故负责抽取疫苗直接实施注射的护士要按规定额外穿戴防护装备，大概是下图这个样子
一般来说，一个熟练的3人接种小组，一小时内完成40-45人的接种，在一个饱和的班次内（5小时），能接种200人。故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中，注射器和及额外防护装备平摊到每人的成本可视为1元，整体的注射费为10元，和疫苗费用一样，都由国家通过医保支付。
那么，这个班次200人的2000元接种服务费就是这3名护士分么？通常不是。
因为除了接种台所需的3名护士外，一个标准的注射点，还至少需要1名引导员向接种群众引导接种流程，至少需要1名医生在现场对待接种人员的疾病进行判断其是否适宜接种（后期还负责开不宜接种证明），至少1名保安或工作人员负责接种区域人员进出的管控（在名单内的可以进以及接种后观察满30分钟才可以离开），以及1名负责现场决断的护士长（同时负责机动补位），即至少4名辅助接种人员。
故一个正常的接种点，如果有1到3个接种台，除了每个接种台的3名护士之外，还需要至少4名辅助接种工作人员才可以正常运作。如果接种台数量在4个或以上，则需要相应的增加辅助人员（主要是秩序维护和引导）。因此，在接种点只开1个接种台的情况下，相当于2000元收入对应7名工作人员。如果开通3个接种台，则一个班次接种600人，6000元的收入对应13名工作人员。
但对于数量最多的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所来说，其开设接种点的成本还不止于此。按照新冠疫苗接种的规范，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开设的接种点和临时性接种点，在接种期间需要配备救护车在接种点上待命以应对AEFI特情。也就是说对于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所来说，其每次接种都需要联系救护车抵达自己的接种现场，并为此向对应的高等级医院支付救护车出勤的费用。通常一个救护小组由一名急救医生，一名急救护士和一名司机组成，一个5小时的待命班次，基层接种点需要向派出救护车的高等级医院支付500-600元的救护车费用。也就是说，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某乡镇卫生院只分到200支疫苗，开1个接种台，则需要安排10名工作人员（接种台3+辅助人员4+救护车3）。如果接种点到场的人员因为组织不力到场数量不足，比如只来了150人，就是1500元10人分，由于救护车的费用是固定的，辅助人员每班次的费用也是固定的，接种台护士通常实行计件制，每针的收入也是固定的。这有可能就造成对于基层接种点来说，在低接种数的情况下，其获得的接种收入不足以摊销其支出成本，进而造成基层接种点在接种过程中亏本，进而对接种工作产生抵触。
ps:据答主个人观察，答主所在地区的基层接种点一个班次至少开两个接种台完成300支疫苗才能做到不亏损，400支疫苗才能做到有正收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基层接种点会尽量争取开到3个接种台打满600支疫苗，以尽量摊薄辅助人员和救护车的成本，为接种点本身赚取最多的收入。
额外的，开展接种时还需算计另一个支出大头，即疫苗配送费。
由于新冠接种的规模空前，故各地原疫苗配送单位的运力均不足以满足需求，故各地的疫苗配送企业均添置了新的疫苗配送车辆，因为新冠疫苗需要冷链运输，这些配送车辆还必须由专业厂家生产，故价格也不菲，一台大概购买成本得在20万左右。但购买专业车辆的疫苗运输企业也知道，新冠疫苗接种也就持续一年，故其添置的新车，必须在一年内回本，否则明年接种数量剧减，其就没法收回成本了。最终算上两班倒的司机，每辆车每个月至少得有3万块的疫苗配送费收入。平摊下来，地方疾控中心每向一个接种点配送一次疫苗，还得额外支付大几百的配送费，这也要算入到单个接种点的接种成本当中去（虽然配送费不由接种点来支付）。
故对于一个有几十万人口的县区，其整个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会持续注射上百万针（包括三针型疫苗和加强针），也就是会有上千万的注射费。故对于县区内负责接种的各医院来说，这相当于今年平白多出了一块很大的收入蛋糕。而对于地区防疫指挥部来说，的给辖区医院分派疫苗数量，在另一个角度上就是给各医院划分这个千万的蛋糕。故恰当的划分，能让各医院更好的同心同德推进接种，而不恰当的划分，部分医院则会暗地里抵制。
对于县区来说，一般有5种类型的接种点，其各自的利益诉求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1、数量最多的接种点，是县区本级管辖的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其等级社区卫生室/村医室高一级，但却是最低等级的疫苗接种点。 该类型的接种点由于没有处理AEFI的能力，故需要上级医疗机构派出救护车驻点时方可开展接种。同时，由于该等级接种点平时医疗方面的业务很少，辖区居民甚至连感冒发烧等小病也不愿意去，在市区内相当多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从主要业务上逐渐退化到了高等级医疗机构的注射部，即患者去高等级医院看病，开药后到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完成后续注射，以及承担县区政府学生和儿童的常规疫苗（如乙肝流感等疫苗）注射工作。但对于大规模的新冠疫苗注射来说，该类接种点由于员工数量少，其接种能力还是很难完全覆盖的，故除了上级医疗机构支援救护车外，还需要上级医疗单位支援部分医护人员才能开展，而这些都需要向上级医疗单位支付相关费用。为了摊薄这部分费用避免自身出现亏损。故该类接种点通常会要求一次安排400支以上疫苗，甚至在人员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个班次开4个接种台安排到800支疫苗，但是如果分500支疫苗，两个接种台一个班次打不完，剩下一百多疫苗要放到下一个班次开一个接种台来完成，基层接种点又会变得不乐意。
当然，少部分基层接种点由于自身条件（场地太小）限制，也会出现只愿意接收较少数量疫苗的情况。比如A县区就有一个位于老城区的街道卫生服务中心，由于老建筑的场地特别小，没有留观室，完成接种的人员只能在走廊等待30分钟的观察期，故为了减少人员聚集，中心每批次只申请接种300支疫苗。但由于县区防指是按接种人数考核相关的街道，该中心每次只申报300支疫苗，相对于其他中心每次申报600甚至更高的数量，该中心所对应的街道的疫苗接种指标也就开始大幅度落后于其他街道。为此该中心所在街道强烈要求中心提高疫苗申请数和接种数，该中心的主任表面上答应，但实际上却采取了一个程序上的技术操作来抵制——新冠疫苗的接种技术规范中，高血压人员是不宜接种的，绝大多数接种点在对待这一点时采用的是询问接种者是否有高血压，如果有，就现场用血压计检测。但是该中心反其道而行之，拿了个水银血压计对每个到场的人都做血压检测。由于该中心场地很小，接种人员在门外的街道上排了上百米又在四五月的阳光下至少晒半个小时，相当多接种者在血压检测中被诊断为高血压也就不奇怪了——于是该中心的成功凭此有效减少了到场人员的实际接种总数。
对于该中心采用这个合法的技术手段来减少疫苗接种数，街道办事处当然很愤怒，于是上报地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指挥部出面协调，让该中心停止每人都测血压的做法。地区防疫指挥部对此也很头疼，两边都有道理，但地区指挥部将疫苗接种任务下给各个街道，必然期望各街道再完成任务指标上相互竞争，地区指挥部威胁要打最后一名街道的屁股就能迫使各街道都努力。现在一个街道因为本街道的卫生服务中心采取技术手段抵制，使得各街道的完成率人为的产生了一个技术性的垫底，从整体工作推进上看，这当然是地区防疫指挥部所不乐见的。于是地区防指让卫健局去做该中心的工作，然后卫健局仔细研究了新冠疫苗的接种技术规范，发现自己如果下书面命令让该中心不测血压，就明显违反技术规范了，有可能被该中心抓把柄，最终卫健局回复说该中心符合技术规范，自己无法协调不了。
最终，A县区只能放任该中心一直保持每人都检测血压，维持每班300-400的接种量，由其他相邻街道的卫生中心分担该街道的疫苗接种配额。然后上级指挥部下来督促检查疫苗接种工作，A县区每次都顺势将该中心推荐为迎检的接种点，于是上级指挥部督导组每次都能很轻易的从街道、社区及接种者当中发现海量关于该中心接种问题的线索和投诉，但由于该中心在技术规范上无可挑剔，最终省级督导组也只能在问题通报中指出问题而没办法下整改意见。而其他城区，由于没有这种活宝接种点，所以每次省级督导组来督查，都得冒得罪手下一票接种点的方式推荐迎检接种点，然后让该接种点被省督导组找出问题下整改通知书。
2、辖区内的各种二级医院，这些医院的业务多为辖区居民就近看小病，业务科室比较全，有救护车和急诊室，有简单手术的能力，平时接诊人数不多，比较清闲的那种。 对于这样的医院来说，其本身有足够的人员单独组织接种。同时，由于其自身就有急救科室和救护车，故不需要额外请高等级（三级）医疗机构派驻救护车（即使出现AEFI本院处理不了也可直接用本院的救护车运送到高等级医院），这就使得该医院的接种成本比基层接种点至少低了三分之一，其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盈亏点会低很多。同样，对于二级医院来说，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也变成一项能够明显增加本院和员工收入的活动，其积极性自然比基层接种点高很多。
但在A县区的实际实践中，最终却没有启用二级医院作为接种点（是否将二级医院设为接种点是县区酌情考量而基层接种点是国家规定必须开设）。在A县区的考量中，只启用较少的接种点会带来较少的疫苗清零压力对应的接种投诉压力。其次，较少的接种点会明显减少接种点总的运营费用，其中包括县区支付给接种点的一次性投入（用于购买储存疫苗的冰箱录入数据的电脑和读卡器等），以及支付给疫苗运输企业的疫苗运输费（每次疫苗运输费都要大几百）。最重要的是，较少的接种点能使每个基层接种点分到的疫苗数量更多，大幅降低了基层接种点亏损的可能，变相提高了基层接种点开展疫苗接种的积极性。
对此，相关的二级医院当然会对此不满意，那么A县区是怎么和二级医院协调的呢？首先，A县区承诺本辖区的基层接种点将优先使用二级医院的救护车服务而不用三级医院的救护车，这就在相当程度上补偿了二级医院的单位收入。其次，基层接种点开展接种时所需额外支援的医护人员优先从二级医院抽调而不是三级医院抽调，相当程度上增加了二级医院医护人员的个人收入。同时，A县区再渲染一下接种人员对接种点的投诉压力（答主所在地区接种点被接种人员投诉是要扣单位绩效的），以及大群人员到医院接种所带来的潜在院感风险（医疗机构内一旦发生新冠感染院长基本就是撤职处理）。二级医院在看到医院和员工都拿到了收入，且大幅度减少了麻烦和风险，最终还是接受了A县区的协调方案。
3、辖区内的三级专科医院，这些医院专精某个高频发病的医疗专业方向，一般在全省范围内都有名气，周边地市的病人会跨市就诊。 对于这样可以薅大量外地跨市甚至跨省就诊人员羊毛医院，县区当然是想在这样的医院开展新冠疫苗接种的。但这样的医院却因自身场地和人员不足的原因婉拒县区开设接种点的请求（相关场地和人员都全部投入到收益更高的主营业务上）。
4、辖区内的三甲综合医院（县城对应县内医疗等级最高的县人民医院） 这样的医院由于是当地最好的大中小病综合治疗医院，且在新冠疫苗接种中被要求必须开展疫苗接种（当地最高等级的医院和基层卫生中心是规定必须开展接种的两类接种点），故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后，必然是所在县区最主要的非本辖区居民（其他县区甚至地市的跨区就诊者）数据输出来源。本着本县区多打一个外县区的接种者，外县区就少一个完成指标，相当于在各县区级的考核中赚了双倍差距，故各县区还是很乐意给辖区内的三甲综合医院以最大的资源来开展新冠疫苗接种。
但在实际操作中，三甲综合医院的心思却并不一定和地方指挥部一致。由于三甲医院通常是所在地区医疗系统的收入大牛，每年收入十亿很稀松平常，故在院领导看来，能让基层接种点心动的一两百万接种费收入并不是一个分量很重的筹码，其更看重大批人员到医院接种过程中带来的医患投诉和院感风险。因此，做三甲医院的工作不能只做到院领导，而要下沉到对应的接种开展部门的部门一把手。
而三甲医院负责此项工作的部门一把手，通常是体检中心的主任——三甲综合医院通常将接种工作放在体检中心，一是体检中心场地比较充裕，二是体检中心日常工作即有专门的引导护士和巡场备勤的咨询医生，只需要配置接种台的3个护士而不需要专门为接种工作配备辅助人员，可以进一步节省人员支出成本。对于体检中心主任来说，其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虽然是上级的硬性规定，但决定承担多少接种数量，推进力度落实如何，这又是一个变化很大的考量。
对于三甲综合医院体检中心主任来说，虽然接种新冠疫苗每支都能获得接近10块钱接种费收入，但相比于体检中心每人至少两三百，正常四五百甚至多到七八百的体检费收入，新冠疫苗接种费显然完全不在一个衡量等级上。因此，如果体检中心主任一心以本中心的体检业务为重，只想机械简单的开展接种任务，事前只安排本中心的医生护士参加接种培训，工作开展时只安排空闲轮休的本中心护士去开展疫苗接种工作，其接种量因为人少开的接种台数量少，通常也不会很高（因为本中心轮休的护士还要被抽调去加强人力不足的基层接种点）。
而对于县区防指来说，辖区内的三级医院几乎都是市属，剩下为省属医院，所以在沟通疫苗接种工作时就不能过于强硬的下任务。如果县区防指满足于三级医院自行安排，放任体检中心主任只安排本中心护士而不安排医院中其他冷门科室的空闲护士参加接种培训和考核（新冠注射护士需经考核后方可上岗），那么在经历一季度的少苗阶段后，大部分三级医院会在二季度大规模展开接种阶段因为大量本中心护士要支援基层接种点而出现本院反而因为人手不足，只能维持有限的接种能力。
因此，上心的县区防指，都会希望三级医院除了体检中心之外，尽可能多的从其他冷门科室抽调空闲的护士组成尽可能庞大的护士人力池，但负责牵头的体检中心主任考虑到跨部门管理上的困难（冷门科室主任不希望本部门护士被抽调或抽调过来的护士不方便管理），并不会认同县区的意见。于是某些县区就会鲁莽的使用一些盘外招，比如利诱——某些县区会允诺如果三级医院如果愿意提供更多的接种护士并承担更多的接种任务，县区会将更多县区机关单位职工的年度体检安排在该医院的体检中心，增加体检中心的收入。但这种做法在答主看来，是落了下乘——利诱换一个说法就是威逼，县区拿本单位员工的体检来和医院体检中心做交换，反过来就是如果体检中心不按照县区的心意去做，县区就要取消在该体检中心的职工体检项目，这会让回过神来体检中心主任感到自己被威逼，心存芥蒂后工作就不好沟通了。
相反，鸡贼的县区，在和体检中心主任沟通这个问题时，用的不是威逼利诱，而是引入猜疑链，其对话的场景是这样的：
县区：主任，这次能不能多组织一些护士，把其他科室的护士也叫过来参加注射培训，避免到时候人少苗多你们接种不过来。
体检中心主任：你这个要求我很难做的啦，你也知道，其他中心主任不希望自己手下的护士老被我们中心抽调去打针，换你做领导到你也不希望自己的手下总被其他部门临时抽调去做其他事情，对吧？
县区：对对对，您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我听说，B医院的体检中心准备组织全院各科室的护士都参加疫苗注射的培训。我还听说，B医院体检中心的主任准备联系全市各大单位，说只要今年和他们签署体检协议，B医院马上就给签署协议的单位员工安排新冠疫苗注射，您听说这事了么？
体检中心主任：有这事？（略一思索）哈，疫情当前，我院当然要以防疫抗疫工作为先，大力支持县区的疫苗接种工作才对。我现在马上向院领导汇报，让院领导出面组织各科室抽调护士统一参加疫苗接种培训。同时也希望县区的领导你多支持我们医院的工作，在疫苗分配上多向我们医院倾斜……
在这个场景中，鸡贼的县区会向三级医院的体检中心主任构建猜疑链。对于三级医院体检中心来说，10块钱的疫苗注射费收入并不在其部门考核的KPI上，故拿多拿少其并不是很在意。但全中心全年体检费收入却是体检中心主任的核心KPI。由于县区向其暗示了，其他三级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很有可能会拿优先接种疫苗的这个便利去说服全市那些每年都做体检的大单位将今年的单位体检合同给予自己。
对于这些大单位来说，全市几个医院的体检项目报价大致上是差不多的，合同给哪个医院差别都不大，但这些单位大多会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压力，要求其尽快完成新冠疫苗接种以避免员工感染造成单位停产等恶劣影响。在三四月份大部分单位都排不上疫苗可接种的时间点，一旦有医院提出签署体检合同即可以马上安排新冠疫苗接种（相当于做一次三四百的体检送价值两百块的新冠疫苗），左右其做出决策的砝码就大大倾斜了。而对于市内的几家三级医院来说，全市体检业务是一个成熟稳定的蓝海市场，全市舍得为职工安排年度体检的企业就那几百家，各家三级公立医院的体检中心不但彼此之间相互内卷，还得防备新入场的民营体检中心挖客户。现在有一家三级公立医院在这个市场中使用了体检绑定优先接种的杀手锏，其他三级公立医院如果不跟进，这一升一降当中，今年本院体检中心的KPI不得来个两位数的负增长？
想通了这一点，A医院体检中心主任自然会上心的将手上所有潜在的团体体检单位都逐一打电话过一遍，以防止B医院体检中心主任用疫苗优先接种来挖墙角。同时，其打电话的过程，在B医院体检中心主任看来，就是其用优先接种疫苗为筹码挖B医院体检业务的墙角。一旦这些三级医院彼此心中认为对方在挖墙脚，猜疑链就完成了构架，剩下的就只是体检中心主任要求县区尽可能多的为其配属疫苗，以便其能尽快锁死相关单位今年的体检合同。鸡贼的县区就由被动化为了主动。
那对于更精于算计的A县区，这样做就完了么？当然不是。
对于A县区来说，以上对于体检中心构筑的猜疑链，只覆盖了三级医院的单位团队接种者这一块的流量，而对于三级医院每天海量的县区外个人就诊者，这一大块流量怎可能放弃？那这一块流量如何收割呢？A县区的操作是在三级医院里另外找一个部门作为自己的帮手来帮自己收割。而这个帮手，A县区敏锐的看上了三级医院的信息化推广部门。
近年有到三甲医院就诊的知友是否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即现今的三甲医院，你在就诊前后，相关的护士都会引导你关注本医院的公众号甚至下载本医院的就诊APP，让你通过手机查询自己的体检和病情，并用手机预约医生为自己就诊。这其实就是相关医院为了扩大患者粘性，为了让患者在有病的时候第一时间选择自家医院，提高自家医院业务量的一个推广性操作，和买东西时商家的店员引导你扫描关注商家的公众号甚至下载APP一个道理。对于商家来说，关注商家的公众号，商家会直接给顾客返现，比如送个小礼品或者减免部分费用。但三甲医院毕竟是一个公立医院，其费用开支受限于规定无法给予返现。故很长时间以来，三甲医院的信息化推广部门虽然一直给各门诊科室下达关注下载的指标，但实际支持力度有限，只能强制的将这个指标纳入各部门的绩效考核中，如要求德国骨科每接诊100个病人，必须有20个病人在手机上关注或下载。
而在新冠疫苗注射工作中，A县区就敏锐的抓住了三甲医院信息化推广部门的痛点。A县区给信息化中心的协议是A县区出面让市指挥部停止将该三甲医院的新冠疫苗预约上线到市级卫健局或疾控中心的网上预约系统当中去，这样，所有想预约该三甲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的人只能通过下载该医院的APP或关注其公众号才能预约。这个操作也就变相让所有关注或下载的个人获得了一个价值两百多元的返现物。
以往外县区就诊人员来该三甲医院，护士引导其关注医院公众号，就诊人员想我当场看完病当场拿药走人，没必要费心去关注。现在，护士对就诊者说，你关注公众号马上可以预约本院的新冠疫苗接种，可以在看病过程中顺带优先打疫苗，这疫苗在本院自费优先打可是要两百多块钱一针的哟。就诊者一听，两百多块钱的福利不要白不要，八成就有动力关注了。额外的，以往伴随就诊者一同就诊的家人是没有什么动力下载关注的，但听说能优先预约上疫苗接种，这些同来的陪护人员也就有动力下载关注了。更妙的事，由于还存在三周后的第二针接种，患者几乎不可能预约完之后马上取消关注，这就大大增加了APP的留存率和后续打开率（尤其在后续第二针预约还没苗不能一次约上的情况下）。
通过这一点，A县区找到了收割三级医院个人区外就诊者流量的方法；三级医院信息中心找到了向患者提供引流返利的切入点；三级医院各门诊科室护士找到了更好完成信息化推广考核指标的话术；三级医院通过获得更多的下载和关注，扩大了潜在的用户群体，为来年的就诊量和收入增长奠定了基础，它们都有美好的未来。
5、辖区内的非市场化医疗机构 此类需要开展接种工作的非市场化医疗机构通常是位于县区内的监狱和高校，其内部针对犯人和大学生提供医疗服务的卫生所由于并不对普通民众开放（此处不包括医科大学对外开放的那种附属医院），而其对内提供医疗服务基本上走的是上级行政拨款而不是病人的诊疗费和药费，故其对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又是另一个态度。
由于这些非市场化的卫生所不收费且人员通常也不足，故其开展疫苗接种时，其上级主管单位会特意下拨一批接种工作开展款项，故对地方县区的资金没有特别的要求，而更多关注于地方县区帮忙协调足够的接种护士和疫苗资源。额外的，对于完成接种后获得的接种服务费，由于这些非市场化的医疗机构大多没有发放接种费的制度（在高校的卫生所里大学生就诊几乎不收钱也就无注射费给护士），造成本单位拿到这笔疫苗接种专用款项即不能挪做它用，也没有发给本单位人员的制度，最终这些非市场化的医疗结构通常会比较大方的将收到的注射服务费以采购第三方服务的名目支付给过来支援接种的其他医疗机构。
综上，对于如何让辖区居民接种疫苗，基层地方政府在居民看不到的地方其实是有很多小算计和布置可以利用。一个在初期组织工作做得好的县区，不会机械的落实上级的安排，也不会不假思索的分派任务和工作。在疫苗接种工作中即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诉求，也要兼顾基层部门和接种点的利益。尤其是各部门和接种点在平时的工作中讲惯光鲜话，这就要求县区防指要听弦音而知雅意，能够准确捕捉弦外之音中的利益诉求，积极的协调其利益诉求而不用棍子不给胡萝卜。只要中前期组织工作做得好，90%的接种率还是相对容易完成的（尤其是对初期就有目的有计划薅周边地区羊毛的地区），后期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奖励市民甚至限制市民的手段来完成目标。
编辑于 2021-12-15 12:02
投资促进局和商务局哪个好？ - MUMA的回答 - 知乎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商务局更好。
就答主个人观点，投资促进局作为国内地方政府经济部门内唯二定位另类的局（另一定位另类的局是工信局），以及最内卷的局，几乎在所有领域都没有同地区的商务局好。由于投资促进局在政府体系内相对冷门，故答主对本问题的回答主要涉及答主对投促局的理解，商务局或工信局只用来做对比。
一般来说，投资促进局分为两类两个来源，也就是实际上在我国有4种类型的投资促进局。
其中一个来源于商务局体系，通常作为地方商务局下的一个二层机构，此时该机构通常独立挂牌，叫做XX地投资促进局；而另一个来源于工信局系统，通常是地方工业园区或高新区管委会下面的一个组成部门，挂牌时通常会加园区管委会的名称，即XX工业园区管委会投资促进局。前者的上级商务局基本是行政编制，投促局通常为事业编制（投促局领导层有可能是行政编公务员）；后者的上级园区管委会编制则比较复杂，行政编、事业编或直接是企业（国企）形式都有可能，故管委会下面的投促局有可能是事业编，也有可能是类似国企部门和员工的模式。
除此之外，两个不同来源的投促局开展业务的核心运转思路也有明显差异。
对于商务局系统的投促局来说，其上级主管部门虽然也有促进本地商业繁荣的任务目标，但由于国内绝大多数地区的商业都是只服务于本地市场，故其部门定位更多还是侧重于行业行政主管，对商业企业实施管理的思路要多于向商业企业让利以招引外地企业的思路。故在商务局下的投促局虽然整天忙着思考从外地引入房地产开发商、引进大商超大卖场、引进大型游乐园、引进大型民营银行、大型保险公司、五星级酒店等能显著撑起本地商业档次的高端商业机构，但其直接的上级商务局却不一定和自己的下属投促局一条心。
比如答主就听说过一个段子，某地投促局外出谈了一家全国性的大商超，回来向本地领导和各部门汇报时，却遭遇到了不少的反对意见：本地原有的几家大商超分别属于本地国资委和商务局体系，自然不希望多进来一个外来的竞争者拉低原有大商超本来就被电商冲击得很难看的营收；本地的税务机关研究了拟引进商超的业务模式，表示该商超背靠国内前三的电商平台，而该电商平台主流的玩法是在本地建门店（自营店）只为了吸引顾客到店看大件商品的实物，下单时则主要导流到网络平台上下单，本地的门店更像是一个可以让顾客参观的仓库。税局表示在这种模式下，引入该商超不但几乎不会给本地贡献税收，反而因为该商超冲击了本地其他原有大商超的销售，会导致其他商超缴纳的税收下降。最终在几个经济部门的反对下，投促局只好转变态度，强硬的向该商超表示你想进入本地市场就必须将原有的分公司（电商交易平台所在的总公司在总公司的注册地缴税）注册为子公司（子公司是独立法人且可在子公司所在的注册地缴税）且签订最低缴税条款，降低本地销售中网购占比（即提高在本地纳税的比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商务局体系下的投促局，其在开展业务时更倾向于对外招引不同种类、不同层次的投资商。对于地方政府和商务局来说，由于绝大多数商业都只服务于本地市场，而本地市场的容量相对有限，且商业项目的收益和地段位置强相关。故商务局在本地好地段供给有限的情况下，是不太愿意引进太多同质化的商业机构进行恶性商业竞争（在引进地产商这个子类上除外）最终造成各家都吃不饱进而引发破产等造成市场和自己部门监管绩效剧烈波动的结果。反过来，在本地消费市场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商务局更倾向于引入多种类型多种层次的商业企业以更进一步释放本地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缴纳更多的税。简单来说，就是商务局在引进了万达之后则会把继续引进的目标放到太古里，之后是costco、再后是宜家，通过在本地构建不同消费层次和业态形式的企业来最大限度的榨干本地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让本地政府收到更多的消费税。
反过来，对于工信局体系下的投促局，在招商时就喜欢引入大量同类型的生产企业或同一产业链上的生产企业，其核心的招商思路是通过在本地形成大规模生产来降低单件产品的生产成本，最终在产品外销时形成价格优势。在这种思路下，国内很多地方都形成了超密集的单一工业品生产中心，就是那种方圆二三十公里内相关企业的产量超过世界产量一半的单一品类生产集中区，集中区内的企业虽然内卷得厉害，但区域本身却会有很强的成本优势——相关企业在产业集中区内能方便的雇佣到有经验的工人以及买到价格更低的上下游配套产品。这反过来会导致在这个工业品类上，世界上任何不进入该工业集中区的企业都竞争不过在这个集中区内的企业。
而这两种不同的产业发展思路，导致了商务系统的投促局过得比工信系统中的投促局要好不少——商务系投促局并不需要给出全世界最优厚的招商条件，其面对的商业机构在外地拿到过一次好条件完成投资后，其第二次投资环境会急剧恶化（包括企业在同一区域内自己门店之间竞争所引起的利润下降），故自己本地的招商条件就会自动显得有吸引力；而工信系投促局则反过来，当自己想招引的企业被外地更好的条件吸引落户后，就会大幅强化外地的工业集中度，这会反过来加强外地后续的招商优势，使得该企业的第二次投资会继续投之前落户的地方，自己的招商条件则会变得越来越不具有优势。因此，工信系统内的招商局几乎是国内地方政府体系内最内卷的部门，一旦你让其他地方的同行成功招商一次，你和同行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拉越远。
而投促局除了商务工信两个来源之外，还存在两种类型，第一种是一二线那十来个城市的投促局，第二种是其他三百多地级市及更低级的县级市的投促局。两种投促局最大的差别，在于手中工具箱里掌握的政策工具完全是核弹与木棍的差别。
比如几年前答主所在地区工信系统组织了一个到魔都交通大学的业务培训班，其间有一门讲招商的课程，由魔都投促部门的资深谈判专家来授课。然后专家给答主这些来自四线城市业务人员讲的第一个政策工具就是如何建设保税区以及利用保税区的财税制度来给本地的工业企业在工业品出口时制造税收优势。
听到这个内容，大部分答主的同事只剩下苦笑——当时答主所在地区未来几年根本就没有可能用到这个政策工具，就算到了2022年，答主所在地区也只勉强建成了低等级的保税物流中心，更高等级的保税区（需国务院批准）只存在于本地政府的中长期规划中。
而第二个工具，专家举了一个他自己谈成的案例，前几年魔都当地谈了一个价值几百亿的引进项目，专家在谈判过程中感觉对方总能很精确的压着本方的底线要价，于是专家摸了摸自己的工具箱，找了某个经常向人民群众发放50万奖金的单位在魔都的分支机构给自己的谈判团队做了个内部调查，果然印证了专家的判断——该分支机构后来将魔都项目谈判团队内某天真的年轻人送到了通辽农场。
听了专家的成功案例，答主及答主的同事越发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感——虽然在三四五六线城市甚至更低的县区级招商谈判中，被招商的企业为了获得地方政府最大的让步，老板想办法找对应投促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套交情并不少见，但在涉及几百亿的大项目中，相关企业不走中国式套交情的套路而直接安插专业的商业间谍或采取高科技手段窃取、甚至直接收买政府工作人员都是代表政府谈判的投促局需要防备的地方，而除了一二线城市的投促局之外，其他投促局手中根本就不掌握能调动国家专业机构出面协助自己的能力
而在专家讲述的自己参与的魔都与全球三大法务部之一的某企业谈判的案例中，魔都投促局与对方企业在讨价还价中所涉及的筹码，大多数是答主这种四线城市的招商部门闻所未闻的。举个很浅显的例子，A地投促局要引入一家大企业B，大企业说你们这里的物流成本太高了，我们接受不了，需要投促局给我们降低物流成本。此时不同地方的投促局就这一问题，手上可能具有的筹码是：
1、A地投促局和B企业商定一个物流价格C，当B企业的物流价格高于C时，A投促局所代表的的地方政府给B企业直接发钱，补贴运费中超过C的那一部分。这个政策工具最简单且符合逻辑，但由于在国际贸易规则中存在针对出口国补贴的反倾销调查（我国以前经常被美国发起此类调查），所以这个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变得不可行（部分落后地区在对国内贸易为主的工业企业还保留这种简单的操作）。
2、A地投促局找到当地的某家物流企业D，和其商定D为B企业提供物流服务，当物流的市价高于C时，D企业最多只收取C，剩余亏损的部分由A投促局所代表的的地方政府给D企业发钱以绕过针对B企业的反倾销调查。这个操作貌似符合了世贸规则，但大概率会被当地或上级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叫停，因为市场监督管理局背着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KPI，见下图
对于投促局来说，市场监总是一个很不对付的部门，主要就是因为市场监的职责里关于落实市场公平竞争审查的这一块工作直接和投促局在工作中必须给特定企业以特殊优待才能招引企业的工作模式直接冲突。因此在投促局给物流企业D补贴B企业运费的行为，在市场监督局以及其他没有获得补贴的物流企业的视角看来，就是投促局单独给本地所有的物流企业中单独选中了一家（D）单独发放补贴，这种行为理论上需要触发市场公平竞争审查并予以制止——简单来说，市场监管局不反对其他政府部门给企业发补贴，但这种补贴要发就同一类型的企业在满足事先划定好的条件后都能领而不能只发给该类型企业里面特定的某家企业，又或者在制定领取条件时故意按照某个特定企业的条件来设置，造成最后只有一个特定的企业满足领取补贴的标准。
故按照市场监督局的逻辑，这个政策就必须改成（1、当地所有与B企业生产相同产品的企业），在运送产品且运费高于C时，负责承接物流运输的本地（2、任意物流企业）都可以找投促局领取运费补贴。这里和原来相比改了两点，一是不能限定唯一的物流企业可以领，第二则是因为该补贴发放的目的是为了扶持B企业，而单独划拨资金扶持特定的B企业也是违反市场公平原则的，故同样也要改成所有和B企业产品相同的企业也可以公平的享受到运费补贴的扶持。
那么对于投促局来说，能同意按照市场监管局的意思来改政策么？大概率是不能的，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改，必然会出现一大票钻漏洞的小公司来薅光投促局的羊毛，比如说生产其他品类产品的企业可以注册一个马甲公司，购买自己企业的产品后伪装成与B企业同类的产品后与某个物流企业的马甲配合，让其他品类的产品也享受到运费补贴的政策，而由于补贴政策由原来的BD企业一对一的业务变成一群企业对另一群企业的业务，业务量大幅增加，必然带来投促局无力监管全部业务而被很多有心的马甲整幺蛾子而整出事来而最终无法落实当初给B企业的投资优惠协议。
3、A地投促局找到当地的某家从事物流的地方国企E，直接让地方政府指示E和B签订最高限价C的物流运输合同。这个做法与之前第二个做法的好处是国企E的基础属性是企业，是的对于B的物流优惠协议从政企间协议变成了单纯的两个企业之间的平等市场主体自愿行为，可以规避市场监管局的市场公平性审查。表面上看，这个做法比前两个做法要好得多且隐蔽得多，但仍然存在风险，比如说由于物流领域竞争激烈，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手上并没有从事物流行业的地方国企，这就限制了很多地方投促局使用这个手段的可能；而另一方面，即使某些地方存在这样从事物流行业的国企，对于相关国企的老总来说，答应这个条件也是有很大风险的——地方国企也要受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国企老总单独给企业B一个低于成本的物流运输价格，如果被本企业内其他有心人（体制内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并不算特别低）以涉嫌利益输送和贪腐的名义举报到纪委，虽然不一定会进去，但关键时间节点来一下也是很让人郁闷的，因此，该方案在实际实施时，有风险意识的地方国企老总不一定会同意配合投促局。
4、A地投促局找到当地的某家物流企业D，和其商定D为B企业提供物流服务，当物流的市价高于C时，D企业最多只收取C，剩余亏损的部分由A投促局通过地方政府可以控制的其他商业机构F向D企业老板名下其他关联的企业G进行补偿，进而使整个补贴不但在BD之间看上去成为正常的市场活动，同样使得投促局和D之间并不直接发生补贴往来，以避免遭到市场监管局和纪检部门的审查。在这个实际上不存在的虚拟方案中，地方政府手上能控制的国营商业机构F的种类和从事的行业越多，其向D企业老总关联的G企业实施补偿的方案就越容易被相关企业接受。对于一二线地方政府来说，其控制的国营商业机构种类繁多，其实施的手法和操作空间就更大且更隐蔽。而对于其他三四五线城市的地方政府来说，其手中掌握的国营商业机构就少得多，实施的手法和操作空间上选择就很有限，基本上只能依靠地方政府掌握的城市银行对特定企业提供优惠性贷款，把少收的利息当做补贴来实施（毕竟大多数企业都需要贷款）。而至于一票手上没法协调城商银行的投促局，在对外企业招商中和能协调城商银行的投促局相比，完全就是两个物种。
特别申明，以上答主讲的达成同一价格补贴的四个实施手法，均是为便于业务探讨而虚构的，不能认为这是现实中存在的行为。
今天有知友付费咨询，问如果报考投促局岗位，准备专业考试时需要么复习哪些内容
对此答主很是诧异，因为在答主的认知中，对于各地的招商局来说，由于彼此是相互挖对方企业的竞争关系，所以各地招商局都不会把自己手中挖企业的高档技巧拿出来教授给其他地方的同行，就更不会出版成公开的公务员面试教材，故报考投促局岗位还加专业测试，就好像人民富豪们让散户投资者给他们讲讲散户对投资的理解一样。
当然，虽然各投促局手上掌握的工具天差地别，业务能力参差不齐，但三个基础的业务能力还是相同的，那就是：
1、如何开办企业。这部分需要学习基础的公司法，主要是涉及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登记那部分业务，包控公司如何开设，如何注册，如何从外地迁移到本地，要提交什从材料——帮助外来引入的企业注册是招商局的基础服务之一，由于此项业务就算是企业自身也很少办理（某些百年老店可能一个世纪都没办理过了），故相当一部分企业会找专业的中介公司代理办理此项业务，但对于投促局引进的企业来说，此项业务一般由投促局工作人员亲自办理，以确保注册过程中对面企业提交的注册材料真实且准确，不会中途狸猫换太子更换与投促局商定的条件。
除此之外，投促局一线业务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还要了解公司章程如何制定以及公司的股份构成的特点——因为招入的企业有可能会有当地政府和外地企业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合资公司如何制定公司章程以及双方的股权比例如何分配也是要注意的，比如除了51%的控股线，还有少有被注意的34%少数股东重大事项一票否决线，以及对应的67%多数股东绝对控股线。子公司和分公司有何区别，独资公司、合资公司、股份公司、个人工作室这些不同的商业机构形态有什么不同的责任变化，不同的条款在什么时候下适用，这都是招商部门一线人员在和企业谈判时的基础业务知识。
2、税法。对于政府内负责招商的人员来说，对方在本地开设企业，能在本地缴纳多少税直接与能给对方多大优惠奖励强相关。因此对方在本地缴什么种类的税？该税种缴税比例是多少？在所缴的税当中，除了分给国家和上级政府的提留，本级政府能拿到的税收是多少？这些都是要你知道并现场计算出来的。额外的你还需要知道一些常见的税收政策，比如说分公司的税在总公司所在地缴而不是本地缴，子公司的税可在子公司注册地缴也可在母公司注册地缴。又比如高科技企业大概率有减税政策，而从事芯片制造的企业可能完全免税，引入此类企业要做好几年内完全收不上税的打算。 几年前答主接触过一个芯片制造企业，在谈引进的时候恰逢中美贸易战，当时懂王在对华制裁中威胁要使用芯片制裁，当时国内很多地方都看出国家要投入大资源支持国内芯片产业而纷纷大力气招引芯片企业，于是和答主接洽的芯片企业最终被其他地区招走了……引入地的投促部门和该芯片企业签订引进协议，国家对芯片行业的扶持政策出台了，其中有一条是对芯片企业的免税期又延长了，见下图
这意味着原来和答主所在地区竞争该芯片企业的地区，其承诺给该芯片企业的协议大概率会被国家最新的税务支持政策而明亏一大笔（因为原招商协议中在提前给芯片制造企业好处后当地在后续年份所获得的税收收益被国家文件免除缴纳了）。而答主所在地区当初没能引入，现在反而是少踩了一个坑……
3、基建项目成本核算。对于地方政府和投促局来说，相当比例的招商项目涉及地块项目的招商。当地方政府手上有地时，就会花大力气为该地块招开发商。此时对于投促局的一线业务人员来说，出去招商推荐该地块时，地块属于什么规划类型，该规划类型下可以进行什么业态项目的投资，征收该地块的成本如何计算，地块征收完成后，熟化（三通一平）需要多久，类似项目环评、回建、三产用地预留、确定容积率等环节有多少以及完成这些法定手续需要多久？对应的，同一地块在引入不同项目类型投资方时，综合土地成本就会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是投伋局在对外招商时需要首先明确并且能根据对方提出的项目能现场大致计算的基础业务能力。
在投促局的工作中，企业的开办，政府的收益（税收是基础）、政府的成本（土地成本是基础），这三个都是投促局需要掌握的基本业务能力。这分别对应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工商局）、税务局、土地征收中心、国土资源局、规划局、环保局、住建局的业务范畴。除此之外，商务局系统的投促局为了招商引资，还需要协调行政执法局（原城管）、交警、消防、文化旅游局等执法部门，确保商业项目落地后配套的执法环境、包括但不限于打击商业项目周边的街边市场、以及放宽对引入的大型商业项目内开展某些特定商务活动的执法尺度。而对于工信局系统的投促局，需要协调的部门就更多了，包括协调当地的交通部门以改善工业物流，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甚至还需要更高层级的交通管理部门配合，比如郑州引进富士康，当地招商部门就协调郑州机场新增了很多货运航班以方便苹果快速运输电子产品到世界各地。除此之外，对于引进的大型工业企业，地方投促部门还需要考虑很多企业开办之后的事项，比如新厂区缺乏足够的技术工人时，企业往往会从老厂区调一批核心技术骨干来新厂区一边工作一边对本地新招募的员工实施传帮带，此时企业通常会要求地方投促协调客运航班以满足这批老厂区的员工每周的通勤（即核心技术员工工作日在新厂区住周末飞回老厂区和家人团聚）。当然，地方投促在花高成本协调航班之外，为了给当地留住这些核心产业人才，也会使用直接吸引工人从外地来本地安家的思路，在这个思路中，目前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利用中国人重视子女教育的思想和本地的高考优势，直接给予企业以本地最好中小学的入学名额，让企业的核心技术员工为了子女从一些高考内卷大省搬到本省安家落户，帮助企业稳住其核心技术人员和中层管理者不轻易离职或被其他外地企业挖走，相关的公开政策见下图
其具体的操作思路见答主之前写的一篇文章：
从以上可以看出，对于工信局和投促局来说，其作为地方政府体系内唯二将主要的工作精力放在帮助本地企业降成本、多拿补贴以卷赢同行的经济管理部门，其工作思路和业务能力方向自然和其他更关心如何管理好企业的经济管理部门有很大的不同。地方工信局和投促局作为地方政府内唯二将为企业谋福利作为自己核心目标的部门，有一半的精力得放在研究政府内其它监管部门的监管业务如何开展，其中有没有漏洞可以利用，有没有模糊地带可以挤压；其颁布的补贴政策如何申报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监管部门的底线在哪里，红线又在哪里，如何在突破其他部门表明的底线时又不真正的踩过红线；甚至还需要研究其他经济部门自身的绩效考核指标，以便利用对方部门的考核指标来逼迫对方部门在政策和业务上做出让步，又或者在设计招商政策时帮助其他部门完成其核心KPI以换取其他部门的资源支持。
当然，在更多的时候，由于政权属性的缘故，地方政府内大部分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开展工作，自然看工信局和投促局这唯二为资本谋好处的政府部门觉得其立场过于偏资产阶级，因此对于工信和投促提出的给予企业好处的政策，大多数时候以暗搓搓的反对居多，不支持是常态，这就造成了投促局要花很大一部分精力在和各个政府部门（额外还包括教育、发改、人社等）及国企（主要是银行、交通和能源方向的国企）协调政策，通过对内谈判以拿到更多在对外招商时能用到的筹码。
好久没更新了，本次更新就谈一下投促局自身的业务风险点作为全文的结尾吧
正是由于投促局为了在招商中卷赢其他地方投促局，使得投促局不得不想办法尽量压榨出本地各行政部门的政策红利以提高自己和外地投促局内卷时的筹码，这就造成了对于那些工作能力强，刻苦钻研业务的投促局，实质上就掌握了当地很大一块对企业来说非常优厚的政策红利。而这些红利理论上是对外招商时为了吸引外地企业，为本地政府获得新增收入时使用，而不能对本地企业使用（对本地企业滥用这些政策会明显降低本地政府原有收入）。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本地的各种领导会出面为和自己有关联（包括对公业务上和私人关系上）的本地企业找投促局要政策红利。由于这些领导提出的请求公私难分且投促局自身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这些领导的支持，这就造成投促局一旦没有把控住红线，将不应该给企业的政策红利给出去了，后期就有可能被纪委以向企业进行利益输送而被审查。因此，大部分的地方投促局在工作中都会特别低调，对外宣传时只会拿出一些烂大街的优惠政策，在体制内的非主要领导面前把自己伪装成很无能的样子，避免各种非主要领导收到风声来找本部门给领导自己关系上的企业给优惠政策。
不过即使这样，作为投促局来说，顶不住压力违规踩线的风险仍然很大，因为体系内不知道投促局能耐的领导很多，但知道投促局手上有很多密不示人的政策红利的领导数量也不少——因为很多政策筹码的取得投促局本身就要去找这些领导做工作，平时投促局出于工作需要找这些领导要政策要资源，难保这些领导会反过来以此为筹码，让投促局为自己联系的企业给政策给资源。
更何况还有一票没有招商引资工作背景和经验但仍被任命到相关领域的领导，会拍脑袋做出决定让投促局给出某些看似合理且可以给出但实际上超越红线的政策红利——具体案例见网络上前几年新能源汽车、芯片领域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损失几十亿的案例以及最近南方某一线城市出台对特殊人才引进减征个人所得税（特殊人才引进方面给予人才经济补偿的方式很多但个人所得税率是国家才有权调整红线）的新闻。当然，面对这些没有招商引资工作背景和经验但仍被任命到相关领域的领导，地方投促局更多情况下为了避免自己踩雷，会很恶趣味的向这些领导提出一些坑其他部门的招数，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就是建议领导让其下管理的所有相关部门都来参与所谓的“全员招商”
由于一地投促局手上掌握的所有筹码和政策工具是本地经济领域的核心机密，其在招商引资上针对什么样的企业能做出什么程度和什么方式的让步，其提价、议价和妥协的谈判过程具有相当的专业性和内部纪律规矩约束，更涉及地方政府大量的利益得失，故这些利益的决定权必然只能被一地政府内极少数具有相关业务背景和利益牵连的人员把控，这就决定了一地投促局的核心业务，大体上只能由投促局局长、业务副局长、专家组组长以及本地一把手等少数几个人完全知晓并拍板做出决定，而不能完全公开以至被本地的大量企业要求落实而造成本地政府利益大量损失。故那些被要求也参与招商的其他部门外出招商时，手上只能拿着投促局给出的烂大街的筹码和政策工具，结果自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徒废各部门人力。但很多投促局还是喜欢通过这种荒唐的做法，向本地一把手塑造本地招商不利可以通过加大人手投入，安排各部门都外出招商（某些相关部门对此也蛮乐意正好有借口安排本单位人员薅去外地出差的福利），通过铺人力广撒网的方式提高招商成果（实际上没多少效果）来避免地区一把手想到通过违规给予企业红利的方式让投促局自己踩雷——某些政府部门有时候会做某些很蠢的工作，有时候是真的蠢，有时候只是用一个不太糟糕的结果来避免另一个更糟糕的结果。
回到最后，投促局的工作和岗位好不好？这个很难评价。对于有想法的人来说，去投促局可以有机会与本地各个实权政府部门建立较为紧密的联系，也可以和本地各能量巨大的企业建立关系，对于个人人脉有相当明显的帮助。但与之相对的，由于该部门的核心业务其实是和全国甚至全世界各地政府的投促部门竞争，其内卷程度要比政府内其他以服务本地为主的部门高很多，故除了少部分手上政策工具多，筹码红利多的地方投促局之外，大部分地方投促局都比较难出成绩，这就带来了个人晋升上的困难。额外的，由于相当一部分领导知道投促局能给出本地其他部门不能给出的政策红利，故投促局顶不住各种领导压力事后被纪律部门拉去背锅的概率也不低。对于没有想法的人来说，投促局则更糟糕，因为对于大部分地方的一把手来说，其升迁的政绩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指标，故投促局自身背负的领导期望是超出大多数二层机构，几乎和一级部门当中的重点部门相当的，在这种位置上对工作没有想法的人，还不如早找个压力小的二层机构过得舒心一点。
编辑于 2022-04-12 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