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否会产生

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否会产生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和要求？如果会的话，其底层逻辑是什么？ - 千叶的回答 - 知乎

简单说一下，中产阶级的形成，会使社会产生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吗？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规律，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一个由中产阶级组成执政基础的城邦政体，是最好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极其富有的人容易有纵欲、傲慢和骄横的品行，而极其贫穷的人则处于奴隶般的状态，容易形成顺从、无赖等品行。如果一个社会由少数极其富有的人和大多数极其贫穷的人组成，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矛盾激烈的，最后胜出的一方往往也会变成丧失理性的激进派，利用掌握的权力压制所有人的自由，整个社会蜕变为平民政体或者寡头政体。因为这样的社会缺乏一个中间阶层来理解、沟通和平衡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矛盾缓冲器的理论也正是由此而来。另外，中产阶级拥有一定的财富，但财富又没有多到使人傲慢（极富者的财富可能是继承而来），往往是自己劳动获得的。这也使得中产阶级具有理性、温和的形象。

在不少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中产阶级规模的扩大（包括生活水平的改善），的确带来了政治上的开明和进步，消解了激进和极端思想。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因为不同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处境和素质差距极大，不同社会的制度也不同，这就使得在某些国家，中产阶级不仅没有起到消解激进极端思想，促进理性、民主和平等，引领社会价值观的社会功能，甚至还起到了反面作用。这是为什么呢？

在不同的社会，“中产阶级”所指代的人群也有所不同，如果仅仅把中产阶级定义为财产中等或中上等的人，那么所有社会显然都存在这样的人，但不能说所有社会都是中产阶级社会。这里的关键在于，只有那种拥有独立和稳定的政治经济地位，通过法治和市场等社会规则和获得财富并成为中产阶级的群体，才具备所谓的促进社会的民主和自由的功能，因为这样的人感受过法治和民主的好处，所以会推动这些原则进一步完善。然而，如果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的财富和地位，几乎完全是靠对权力的机会主义和犬儒主义，靠权力的允许和包庇才能够获得，那么这样的中产阶级从自身的经验中，只能总结出“要进一步讨好权力，靠近权力才能分一杯羹”这样的人生经验，而绝不会总结出“要追求更加平等的规则和更多的政治权利”，所谓“对上人人平等，对下社达主义”。因此，这样的中产阶级并不具备独立的社会地位，也不可能起到上述那些良性的功能。

例如在某些国家的历史上，中产阶级的崛起主要是通过对权力的政治依附，而非由市场自发形成的。

首先一个群体是民营企业家。在这种国家经济开放的初期，许多民营企业家表面上看是体制外人，但实际上与体制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体制内外来回摇摆，利用体制内的信息和关系，在体制外的市场上获利。即便一些人在初期并非依靠背景和关系致富，但要想做大做强而不被权力干掉，最终往往不得不走上与体制结合，寻求体制保护伞这条道路。由于这种国家具有彻底消灭民营经济的历史，因此民营企业家这一群体虽然比大多数人更富有，但却缺乏安全感，在权力面前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可能对权力有任何的质疑，更不可能产生什么对民主的渴望。

第二个群体是技术人员和管理层。在中产阶级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故事中，知识和技能是最为关键的，而大学被视为中产阶级的制造机，许多大学生进入企业的若干年后，成为技术人员或者企业的管理层。在这种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考大学的确和中产阶级有一定的相关性，因为当时社会的市场正处于急速扩张期，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但是，随着工作岗位的饱和，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已不可能复制父辈的发展轨迹。然而，当年通过考试改变命运而成为中产阶级的人，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完全是因为自己的努力奋斗。因此，这部分中产阶级热衷于让孩子复制自己的考学之路，努力地卷过别人，因为他们自己真实地体验了考试带来的红利。他们当然也不相信民主，甚至也不相信知识和文化，而更相信权力承认的文凭，以及如何利用权力设置的这一套升学机制卷赢对手。这部分中产阶级自然也不可能起到上述良性作用。

第三个中产阶级群体是大学教师、律师等知识阶层。显而易见，在这种国家，大学的问题，并不在于它对权力的依附性是多还是少的问题，而是大学本身就是政府的附属机构。因此大学基本不具备独立的学术地位和思想地位，律师是同样的道理。这些群体自然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和思想。

在一些国家，知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群体往往能够形成联动，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此外，他们可以凭借手中的选票和良好的组织性，真实地影响政治。而在另一些国家，中产阶级内部的各个群体除了比较富有，都具有消费能力，就再也没有其他的能力了。所以，这种国家的中产阶级自身往往就比较激进，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专制主义和社达主义的倾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社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