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摘要
对于学术规范，学界讨论的更多是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层面的问题，其实历史学研究规范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研究规范，这才是最核心的内容。历史学的研究规范，要重点强调四方面的内容，即明确问题意识、确认相关研究的差异性、选择研究方法与途径、与学术界对话。
关键词
历史研究；学术研究；学术规范
作者简介
李振宏，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化史研究。
文章来源
《华中国学》2020年第1期，第1-14页；学忍堂史学、历史学研究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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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能够在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与同学们交流，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历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实际上就是如何做研究、如何写论文的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开始讨论学术规范问题，直到今天也有人不断地提到这个问题。但是，学界讨论的更多是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层面的问题：技术规范包括文章的命题、注释的格式问题等，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是指不抄袭、不剽窃等。其实史学研究规范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研究规范，这是最核心的内容。
所谓研究规范，也就是怎么做研究才是合格的、规范性的、能做出有效学术成果的一种规范——针对我们的具体研究应该具备哪些要素，有了这些要素才能做出好的成果。这些问题往小了说就是如何写论文的问题。大家都是硕士研究生，在我看来，研究规范主要讲四句话。
第一句话：明确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指要解决的一个什么问题。“问题意识”大家都在使用，一讲到写作都要说“问题意识”，至于什么是问题意识，很少有人解释，总觉得是一个我们可以意会、可以理解的东西。其实按照我的说法，关于选题价值的理性自觉，这就是问题意识。选择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定首先要明白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看到一个问题，关于它目前的研究是空白的就去盲目选择。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去研究。过去也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前辈老师（包括一些编辑部的主编）讲写作，强调“三新”，想要发表文章，“三新”至少具备“一新”。第一个是新观点，第二个是新材料，第三个是新方法。文章的写作，“三新”必具其一，最好是三者都有，才有发表的价值。其实在我看来，“三新”还是不够的。新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新的观点，真的就一定有价值吗？我做了《史学月刊》主编十六年，从主编位置退下来以后又做了六年的编辑，经常在出去开会的时候碰到一些年轻人说自己的文章下了很大的功夫、包含某个新问题或者新观点，结果却被退稿。我想说的是，文章研究的是一个没有人涉足的新问题，应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别人确实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你发现了，这确实是一个独到之处；另一种情况是别人曾经也发现过，却认为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就不能仅仅因为别人没有研究过而认为有价值。所以选题这个问题，一定要考虑到选题价值。
什么是问题意识？就是关于选题价值的理性自觉。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价值何在？我在跟同学们讲论文写作的时候，讲到三句话。这三句话是从一开始选题到写作，再到文章写完，一直都需要思考的。第一句话：我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也就是说，首先要明白自己说的是个什么问题。现在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年轻人找不到选题，抓到一个问题就写，看到一个问题就兴奋，不考虑这个问题是什么，认为只要别人没写过，那就是一个新问题。要明白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它属于什么学科范畴、它是在怎样的学术背景下提出来的，等等，要心里有数。第二句话：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学界有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原因就在于这些文章不是真正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功利。作为教师需要评职称，作为学生需要毕业、拿奖学金等，所以很多人抓到问题就去做，而不考虑问题的价值何在。第三句话：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一个问题被认为有价值，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在学术界会产生什么影响，它会影响到哪些人，哪些人看了就痛快，哪些人看了会不高兴……文章一定要有影响力，人们只有真正了解文章的价值、文章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才会真正地被它激励起来。我觉得，写作对学术有所建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不能不考虑它的价值。历史研究是为了活人而不是为了死人，我们要研究它，就是因为它依然影响到今天，研究它会对今人产生什么影响，使今人有所借鉴，这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我不赞成过去有些学者“为历史而历史”的说法，那是自欺欺人。历史上留下来的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有着对现实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这些作品中一定跳动着现实的脉搏。这样的作品才能激荡现实人的心灵，才会有生命力。
选题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社会价值，一个是学术价值，一般都是这样讲的。所谓社会价值，就是这个研究为现实人类提供了借鉴，能够给人以启发。前些年我做过居延汉简相关研究，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出版了两本著作，但这些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些研究距离现实很远。除此之外的研究，我个人觉得都是出于对现实的思考和关怀。我在2016年发表的关于“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一组文章，回答秦到清这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状况，我简单地把这一时期叫做“皇权专制社会”。人们对其常识性的认识也是专制社会，我就要论证为什么把它称为“专制”，专制体现在哪些方面，于是从理论上、思想上等方面写了五六篇文章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也确确实实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大家想要再看我的文章，可以看2013年我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的《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如果我这一生要选出来一个代表作，这篇文章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代表作的，它反映了我对治学的一种理念。其实历史学家，或者说只要是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的问题都来源于现实。真正的历史研究都来源于现实，从现实中获得启发，再由这种启发去回溯历史，从历史的相关事实研究中寻找现实的答案。其实，正如英国学者卡尔说的，历史研究就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我们代表现实，现实与历史对话，这就是历史研究。离开现实，我们就没有选题；远离现实的选题，在我看来很多都是无病呻吟。大家现在刚读研究生，对学术界的状况可能还没有多少了解。实际上，我对中国的学术现状并不乐观。我在2006年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言，讲到现在的学术研究，评价它是“三无”史学，即无理论、无个性、无灵魂，这一说法引起哗然。有些文章对于社会、对于学术，可有可无。我不是在故意贬低我们当代史学，而是我自己的真心感受。
文章不是随便写的，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一定要有它的社会价值，除了社会价值这样一种判断以外，还有一种文章不可能直接关系到社会现实，因为史学大厦的建构是需要一块一块砖积累起来的，是需要有深厚的基础支撑的。整个历史学的功能是关乎现实的，但不能要求每一项具体的历史学研究都直接与现实挂钩，所以第二个标准是学术标准。除了社会价值、社会标准以外，还有学术价值、学术标准。这个学术标准不是很随意的，比如前边说到的“别人没写过的就是有学术价值的”。这个学术标准是指研究的问题一定是一个学术链条中的节点。比如某一个问题在学界已经有了多年的研究，但是还有许多缺环，你的研究补充了其中一个缺环，这样就可以称之为学术价值。如果研究的问题与学术史没有关系，不属于任何学术领域、任何学术链条中的一环，完全是孤零零的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那么它的研究对现实、对学术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选题就没有什么意思。过去讲写作选题，人们经常举这样的例子：有人研究洪秀全到底有没有胡子，这个问题对于历史博物馆悬挂洪秀全画像到底怎么画胡子可能有意义，但是画不画胡子都是洪秀全，其实没有多大意义；有人研究杨贵妃入宫前到底是不是处女，这样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老是做这样的文章，你即使发表了上百篇乃至几百篇文章，大概也无法成为专家，充其量是个杂家。所以研究的问题要么具有社会价值，要么具有学术价值。如果有社会价值，就一定有学术价值；如果不能保证有社会价值，那么一定要有学术价值。这两者是判断选题是否有意义的重要标准。
同学们现在都想写论文，选题从哪里来？大家可能很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个题目。题目从哪里来，我觉得没有多少好的途径或办法。大体上说，一个是我刚说到的选题要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现实中寻找灵感，这就提倡我们都要关注社会现实，要有很强的政治使命感，为现实人类服务。这个政治使命感，是为了现实人类的命运，比如中国要走向文明、民主、法治，要走向人的解放，要实现人类的命运，就要尊重人的个性，培养真正的独立人格等。这才是关注现实，而不是说关注现实政策。如果我们从现实中获得启迪，那么我想写出来的文章是有价值的。之前提到的我的代表作、反映我学术理念的文章——《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这篇文章的灵感就来源于现实。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曾达到教条主义、公式化的地步，给中国民族带来如此之大的灾难，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且我非常尊崇、敬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人。我专门为这两个人写过一本书——《伟大的人格》，主要写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格精神，这本书于1992年出版。我非常佩服这两个人，但我是把他们作为学者、科学家、探索者来佩服的，至于他们的思想理论如何，则另当别论。探索是一个过程，有可能得到的东西非常符合历史化的进程，但是也有可能并不符合，这些是次要的，关键是真正的探索。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成果在中国的命运为什么走向了教条主义？我就在思考这些问题。我总觉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向这样的地步是有一定原因的，一定是有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因素干扰了它。在秦汉史研究中，我看到汉代儒学变成经学，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很悲惨的命运。孔子创立儒学，任何人都可以对它进行解释，孟子、荀子都对它有进一步的发展，因而在战国时期的儒学，作为一种可以被发展的学术就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但当汉代“独尊儒术”，儒学变成国家意识形态以后，它就成为一种非批判性的学术。真正的学术本质是批判的，而经学的本质是非批判的。两千年至今的经学是怎么做的？它的方法论就是名物训诂、制度考据，而不是一种批判性的学问。后人对经学典籍只能校勘、注释、解释，而不能怀疑和批判，不能有任何带有否定性的发展。《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一文大概有四万字，发表以后有一定的影响，大家一看就知道我的立意何在。
文章发表以后，我还没有收到杂志，读者就已经看到了。当时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是安作璋先生，他是秦汉史大家，安先生讲到：“振宏啊，你这文章写得啊，建国以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如何如何，你这篇文章说得很透彻啊！”我相信我写的文章在座的你们都能读得懂，我的文字绝对不是艰涩的，肯定能读懂。我觉得我20世纪90年代以后搞的秦汉史研究没什么无病呻吟的东西，灵感都来源于现实。包括上大学时我写的东西，都是关怀现实的。
说实在话，上大学时写文章非常激动，觉得自己在同一个世界作战。我在大学二年级发表第一篇文章《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是与河北大学著名教授、宋史学界的权威学者漆侠先生商榷过了的。他认为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我认为农民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我在写作中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不是在针对漆侠先生，而是在与整个学术界作战、与整个左倾思想作战。农民怎么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这都源于我内心一种很强烈的现实情感，做这个选题就是在参与现实政治生活中对左倾路线的清算。我上大学时提出一个课题叫做“西汉官吏立法研究”，当时确实没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所以我就在毕业的时候做了一个“西汉贵族官吏坐罪问题考证”研究，是这个大题目中的一个小问题。毕业以后我开始做史学理论，秦汉史的研究暂时搁置。20世纪90年代末，安作璋先生出了一本书《秦汉官吏法研究》。其实这些问题都来源于现实，现在的学生基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现实，这样是不行的，必须有一种政治的敏感性，没有政治的敏感性和感悟力，是没有办法做学术的，是不会提出有价值的选题的。
关于获得选题的第二个途径，我想大家可以直插学术前沿。即使大家只是本科生，也可以直插学术前沿，关注学界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我们与理科比较的优越性在于哪里？举个例子来说，理科的话，不懂初等数学就不太容易懂高等数学，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性很强。但是文科不同，只要认字就可以了。所以再大的学者写的文章，读者也能够看得懂，看了就能理解，理解了就有问题可以讨论。只要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就是争鸣，只要有争鸣，就有漏洞可以钻。为什么会出现争鸣呢？那就是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逻辑，哪怕使用的是同样的材料，有同样的理论指导。就像过去学界讨论的“五朵金花”，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都是使用基本相同的材料，却引起了一段时间的争论。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就看他们讨论问题时有没有漏洞，只要有漏洞，都可以成为选题的来源。其实我有一些文章就是直接介入前人的讨论，比如我刚才说到的同漆侠先生商榷的那篇文章，其影响是较大的。那篇文章在《文史哲》1980年第1期发表以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月报》（文摘版）等报刊都进行了报道，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我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86年第3期的《“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那篇文章就是一个前沿问题。我可以吹嘘一下，那篇文章可以说在《历史研究》的历史上，是除了约稿文章以外，自然来稿文章中发表速度最快的一篇。3月初投给他们，6月的第3期就登出来了。《历史研究》如此迫切地想要发表这篇文章的原因在于，1980年金观涛、刘青峰在当时的《贵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讨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他们用控制论、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文章发表后，他们又于1984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该书又被压缩成八九万字的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金观涛夫妇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历史，有一种新鲜感，作品一发表，一下子就影响了史学界，青年人一看就跟着走了，但是年龄稍大的人不易接受。金观涛那个时候也就30多岁，血气方刚，不知道把话说得圆润、平和一些。他文章开头提出“要让现代科学之光照进晦暗迷人的历史研究领域”，他的意思是只有现代科学才能照亮历史研究。当时一下子引起了讨论的热潮，年轻一代的人支持新的研究方法，另外一些人则公开写文章批判金观涛对唯物史观的否定。
当时我做史学理论研究，也很关注这个问题。我研究发现：唯物史观本身就包含了相互作用，唯物史观寻找终极原因是不错，但是唯物史观寻找的终极原因是生产力，生产力是整个历史的基础。然而生产力本身是由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劳动者三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并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正是三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终极原因。再向前看，其实“相互作用”是个古老的思想，哲学讲相互作用，到了近代以后，黑格尔把“相互作用”提得很高，他有一句话叫“事物在相互作用之外什么都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就吸收了古希腊哲学以至黑格尔哲学的相互作用思想，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方法论体系。所以不能用“相互作用”理念排斥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本来就包含相互作用。问题在于，马克思讲的“相互作用”是把黑格尔的“相互作用”提升到更加辩证的水平，这是马克思的推进，但是他的“相互作用”仍然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发展得不够充分，他依靠的自然科学成果无非是当时的三大发现——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转化。这种自然科学的水平与今天相比相差得太远，所以当时的“相对作用”只发展到辩证的水平，再加上马克思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研究也就没有完全展开。现代科学出现后，重新强调“相互作用”，把“相互作用”的形式完全展开化、丰富化、具体化、可操作化，应用的可能性变得更大。所以拿现代科学方法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唯物史观为什么要排斥它呢？唯物史观应该吸收“相互作用”思想来丰富自己，在吸收它的时候再去注意这种新的现代科学方法的局限性，优秀的部分要吸收过来，变成自己内在的方法论。
我的文章把原本斗争激烈的双方融合起来，为学术界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所以《历史研究》非常迫切地想要发表这篇文章。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但是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抓住一个前沿性的问题，就有可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成果，这是完全可以的。所以选题要直插学术前沿，要关注社会动态。不要觉得自己现在没有能力与学术界对话，不存在这个问题。有些事情不一定要等到自己非常丰满、非常成熟的时候再去做，有多少水平说多少话就可以了。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给本科生上课，要求大家每个月一定要进图书馆一次，把图书馆最新期刊翻阅一遍，翻阅一遍就能了解自己关心的问题和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现在网络非常方便，中国知网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大家要主动关心这些事情，从学界的讨论中寻找问题。
第三个获得选题的途径是自己平时的积累，主要是读书、思考的积累。读书要讲究方法，我一直说读书要带着批判的眼光读，读书就是找毛病的，不要把读书当做一种被动的学习，当你找毛病的时候获得的东西要比被动读书获得的东西多得多。只有带着批判的眼光读书，才能真正读出东西来，才能发现问题、积累问题。
我读大学的时候，在《中国史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两汉地价初探》。那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没有回家，读了一套《汉书》后在《汉书·李广传》中发现一个问题：汉武帝在位时的丞相李蔡，武帝赐给他二十亩地，结果他盗取三顷，最后治罪，坐赃四十万钱。我一想三顷土地四十万钱，那么一亩地就是一千三百钱，但是我学秦汉史的时候说到地价都是讲“亩价一金”。一金在汉代是一万钱，但是我看到的这个例子中一亩地值一千三百钱，两者差距太大了，而且这个赐的土地又是好土地，所以我就对地价产生了怀疑。然后我再去翻阅《汉书》，寻找是否还有与地价相关的材料，就发现一则材料讲到汉元帝的时候有一个叫贡禹的人，在地方上很有名，皇帝召他进京。贡禹家里很穷，有一百多亩地，但是土地非常贫瘠，在山东琅琊一带。他为了进京见皇帝，需要准备一套马车，所以《汉书·贡禹传》说他“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这一百亩值多少钱呢？我就根据他置办的马车来推算，那种马车在汉代叫轺车，有驾一匹马的，有两匹马的，也有四匹马的，我就估算贡禹应召进京晋见皇帝乘的轺车应该是几匹马，再根据汉代一般情况下马的价格、轺车的价格，估算出一亩地大概是几百钱。我再用汉代牛车与马车的大致比例推算，得出的结果也是一亩地几百钱。这样我就有了直接材料、间接材料，否定了“亩价一金”的说法。现在只有一条半材料，我就去请教我的老师该怎么去写文章。朱绍侯先生说近代以来出土过一些买地券，可以尝试从这些出土材料中找找，看有没有新材料。我就通过一些“特殊手段”进入资料室，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把所有近代以来的考古资料都翻阅一遍，找到了大概20多条材料，这就是汉代的地价资料。我最后考证的结果是汉代地价（好的土地，水浇地）在一千多钱到两千钱之间。虽然这个问题不是具有直接现实关怀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学术史链条上的一个节点。当时学界讲到汉代土地兼并很迅速，既然要讲土地兼并的问题，如果连地价、土地如何交换这些内容都不知道，那就没有办法继续研究，所以地价的考证是有意义的。我在1981年初写出这篇文章，投到《中国史研究》，6月就发表了，8月我拿到了刊物。当年9月西安成立全国秦汉史研究会，朱绍侯先生去开会，本来想把我的文章带去，但是想到已经发表就不再带去了。在那次会议上，《中国史研究》编辑李祖德先生（李先生后来做了《中国史研究》的主编）问朱先生：你们学校的李振宏先生怎么没有来？朱先生说我是学生，没有资格参会。李祖德就很好奇，一个学生怎样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他就拜托朱先生，让我与他进行联系，从此我就与李祖德先生建立了联系。半年以后我毕业了，留校教史学概论，没有再做秦汉史研究，我就把这些情况向李先生汇报。时隔一年，史学理论研究会开始筹备建立，全国第一届史学理论研究会在武汉东湖召开，李祖德因为跟我有联系，知道我是做史学理论研究的，刚好他在筹备这个会议，于是就给我发了邀请，所以我就走进了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一篇文章，因缘际会，在会议上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学术圈子就逐渐建立起来了。
问题的积累是靠读书，读书时思考问题、寻找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但是有意义的问题，就可以把它记下来。青年人往往是一开始不自信，自己想到了问题，却把自己的思想火花掐灭，非常可惜。大家有了想法就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即使这个问题暂时无法成为选题、无法被解决，随着知识的积累、学识的增长，回头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有可能成为选题，选题就是这样积累出来的。想法是无形的，假如不及时记下来，一旦消失就再也没有了。
选题的来源我想大概无外乎以上几种情况，当然不排除一些研究生导师会为大家的选题提供思路，这都是有可能的。此外，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做什么样的题目适合我们硕士生，这里有一个说法叫“大题目”和“小题目”。该怎么处理大题目和小题目的关系？像你们这些年轻人，按照你们的学识、积累和基础，是适合做小题目的。就材料的范围、问题的架构来说，小题目易于驾驭。但是问题在于，你们胜任小选题，却只能看见大选题，因为你还没有走进去，没有进入研究领域。就像我们在外边看一座大楼，只能看到这座楼的外观，有几层、有多高，至于里边的结构怎么样，就必须要走进去才看得到。
比如我上本科的时候，面临毕业论文的选题，有的同学说那就写中国古代史吧，你说要具体一点，他就说那就写农民战争吧。这样的题目如此之大，如何写？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没有走进去，当然找不到小题目。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还没有进去却需要开始写文章，适合小题目但是发现不了小题目。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的主张是写大选题下的小选题。大家既然看到了大选题，那么可以把大选题做一个逻辑分解，化整为零，一直化到可以做为止。我读书的时候发现官吏立法研究前人确实没有做过，我认为当世一些官员的做法太不合适，却也没有关于官员的立法，而我看到汉代的官员管理非常严格：一个官吏今天来值班，叫做“视事”，中午没有回家吃饭，那你在官署里吃了什么饭，吃了哪几个菜，每个菜几个钱，都要记录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到了一九八几年才有了一个党员生活准则，立法上更不完善。所以我研究这个问题确实是想为现实提供借鉴。但是这么大一个问题怎么做？我把汉代官吏立法分为刑事立法和行政立法，先划分这两大块，然后考虑汉代官吏做什么事情是犯罪、罪名是什么，先把法律本身考订出来，这就是一个需要做的大工作。之后讨论这个立法贯彻了什么精神，官吏立法有没有立法原则、立法精神。古代官吏被罢官、免职之后复出是很正常的现象，不像现在官员复出很难，老百姓也不接受。实际上，培养一个干部成本很高，干部犯了错误，停职几年有所反省再干是正常的。汉代的官吏经常复出，有的人甚至可以复出三四次，但是牵扯到赃罪，也就是经济犯罪，他就不能复出了。所以立法的原则是值得研究的。另外，官吏犯法和老百姓犯法，量刑一样吗？官吏有没有特权？这个也可以研究。这些都是刑事立法方面可以考虑的问题。行政立法涉及的问题就更多了，依旧可以由大化小，再去处理。把大选题中分解出来的小选题一个一个解决，最后再建构起来，那就是一本书，你就成专家了。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做了很多零零碎碎的小问题，问题之间都没有联系，那你就不足以称之为专家。
做大选题里的小选题是可以构成知识体系的，所以硕士阶段最后的论文不一定做得很小，可以宏观一点，尝试一下大的选题。有些人认为大的选题年轻人无法驾驭，我不这样认为，大家可以大题小做、大题简做。几万字可以把一个大问题做一个框架性的解决，可能细节问题不能够得到一一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大的脉络、主干是可以解释清楚、构成框架的。论文完成就相当于把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思考，这就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用现代话说，我们的选题是要具备“可持续发展”特性的，如果一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写完后再也没有研究的空间，那这样的选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到有些人的本科学位论文到硕士论文，再到博士论文是构成体系的。所以我觉得选题还是要选择相对宏观的题目，然后做大选题中的小选题。
第二点是“生题”和“熟题”，也可以做一个比较性的思考。所谓“熟题”，就是大家都在做的、经常辩论的题目。这样的题目由于大家都在做，所以做起来的难度就像我们打攻坚战一样不容易；好处在于大家争论了很长时间，基本的资料都已经被掌握，不用自己再去创建一个资料体系，借用他人的资料就可以了。另一点是大家使用的概念已经比较成熟，也就不用再创立概念。熟题的好处还在于大家的观点已经比较成熟，你只要有一点点新的看法，围绕这个看法写文章，那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贡献。但是难度就在于大家讨论得很充分，想要有一点新的看法谈何容易！不过我们青年人思想敏锐，指不定就在哪个地方发现了新问题。“生题”就是从来没人做过的题目。既然是从来没人做过的题目，那就像是开荒、拓荒。本来是一片不毛之地，随便拿锄头刨几下，种子一撒，第二年就会长出苗来。生题的话，既然没有做过，那么就算做得不够好，只要问题本身有价值，那也是该问题研究的最高水平。这种情况下，提出问题本身就是贡献，启发学界关注、研究这个问题，就有发表的价值。但是生题做起来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解决这样的问题，资料要靠自己搜集、要创造一个资料体系；其次，解决这个生题没有其他文章可供参考，解决的路径、方法都要自己来设计，更麻烦的是有些时候可能要提出新的概念，创造概念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就我的体会来说，生题就是拓荒，熟题就是攻坚，我的想法是与其“攻坚”不如“拓荒”。我做的《两汉地价初探》就是一个生题。那个生题的资料全部是我摸索出来的，那篇文章中我还创造了概念，因为当时我把这个地价考证出来以后，按说这个问题是完成了，但是我不甘心。因为下了这么多功夫，万一我的文章刚发表，有一个人在家挖红薯窖，挖出来一个买地券，发现地价是两万，就把我的研究推翻了。我不能被轻易否定，所以我要对汉代地价进行一个理论研究——根据汉代的生产力水平、物价水平、汉代的政治特点，大概地价也是如我所考证的那样。我要在理论上解决这个地价问题，我考证的这个问题是个一般性问题，如果出现别的差距较大的证据，那只能说明是个例，个例否定不了一般。于是，我提出一个“封建地价”的新概念。“封建地价”这个概念从哪里来，没有人说过这个话。马克思《资本论》讲到资本主义地价是个公式，地租除以利息率。封建地价没人讲过，后来我经过了艰辛的过程还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就有了特色，就不是停留在考证阶段。所以想告诉大家我的体会：在写作中都会遇到困难，在你认为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那就该高兴才是，因为文章要出彩了，创新的东西可能就要出现了。如果一篇文章轻而易举就完成了，那别人一定也会想到的。所以写文章必须遇到困难，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也不要退缩。就我几十年写文章的经历来看，没有到最后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想解决，就一定能解决，这是我想给大家的信心。
解决问题有时候是需要灵感的，灵感从本质上来讲是不期而至的东西，灵感不仅仅属于文学创作，实际上好多研究都需要灵感。虽然灵感是不期而至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创造迎接灵感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对问题执着的思考，持之以恒的、坚持不懈的、长时间的定向思维。假如可以很长时间一直思考这一个问题，头脑一直处于高度受激的状态，那么就有可能被一件什么事情莫名其妙地激活了灵感，甚至一片树叶的掉落也能使你获得灵感。现在我们文章写不好，问题在哪？就在于没有深度思考，没有把问题想清楚，没有想透彻，在那里憋出来的几句话是不顺畅的。你们现在不知道过去我们写文章的过程，一万字的文章要写三千字的提纲，再修改提纲，以促使思考进一步成熟，修改完三千字的提纲还不动笔，我要再写三千字的提要，把最想表达的文章的主体部分集中地表达出来，通过这个表达检验思维是否成熟。提纲是个线索式的逻辑结构，提要是主体部分的简要阐述，到这个时候，才觉得整个文章完全了然于心，思考得非常成熟才开始动笔。在过去不花半年以上的时间，就难以写出一篇真正的文章。现在有的同学一两个星期就想写出一篇文章，真是太天真了！当你真正思考成熟的时候，又知道你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问题的解决将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将会有巨大的力量激励着你，自己就会忍不住想要去表达了。一旦提笔，思如泉涌，文章写起来一气呵成，非常有气势。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它是思维的成果。只要思考得成熟，当然就能写出好文章，这个时候才能出文采。
以上是我讲的选题的问题，其实做文章就是做选题，我做《史学月刊》编辑这么多年了，不怕打击大家的积极性，其实编辑很多文章都没看就退稿了，很多时候就只看一个题目，只有选题有意义才会继续看文章，所以大家要在选题上下功夫。
我现在讲第二句话：确认相关研究的差异性，就是确认你自己的研究和前人研究的差异性。
当你有了问题意识，认为这个问题有价值，确定这个选题的时候，你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查阅相关的学术史，梳理在你选定的这个问题上，前人做了哪些工作。大家应该对前人所做工作有完全的了解：他们在理论上、思想观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提出了哪些观点；在资料运用上使用了哪些史料；在方法论上使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把这些统统做分析，然后开始考虑自己想要研究的东西；想达到的最后成果；和前人相比，区别度在哪里、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在哪里。区别度越大，你的研究越有价值；没有区别度或者区别度根本不显著，那就不要再继续研究了，这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研究与相关研究的差异性。这是要做的第二步的工作，也是一篇文章能够成立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文章再有价值，前人研究过了，那么你的选题就不成立了。做学问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推进的，所以你必须要有区别于前人的地方。这是第二点要求。
我要讲的第三句话：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考察前人的成果后，觉得自己的选题区别于前人、有价值，选题就可以成立了。接下来就该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要有自觉的方法意识。我觉得中国学者的方法论观念较为淡薄，不少学者以唯物史观为最高的方法论，认为有了它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它只是一个最高的原则的方法论，结合到具体研究，每个问题的解决都应该有针对这个具体问题的特殊的研究方法，有自己特殊的方法论问题要考虑。方法是由内容决定的，内容是方法的灵魂。任何一个选题都有特定的历史内容，对于特定的历史问题的解决，针对特定内容应该有相应的方法，所以做学问解决问题都要考虑方法论。然后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从哪些角度或者从哪几个层次去论证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文章的结构问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如何组织自己的文章结构，要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哪几个方面着手，是横向的、逻辑性的文章结构，还是纵向的、层层递进的逻辑结构，采用哪种结构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最为合理的。所以要在结构问题上多下功夫。天下所有的文章都是讲究结构的，诗歌、散文都是有结构的，所以我认为要养成自觉的结构意识，如何去组织文章结构就是如何去表达，把这个问题立起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结构方式，但是一定有一种结构方式是最适合的，一定要找到最适合表达这一主题的结构方式。其实文章的结构问题也就是文章意识，有没有文章意识就是有没有结构意识、会不会组织文章结构。希望大家通过训练，可以做到只要给一个题目，马上就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必须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尽管对问题涉及的材料还不甚明了，但是离开这几个方面的论证，文章就立不起来。到了这一步，就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这些事情都应该落实到平时的阅读中去，平时看书不要总看别人写了什么，要多关注作者是怎么表达的，看他的研究方法、逻辑结构，这都是应该在平时的学习中培养出来的一种自觉意识。
第四句话：与学术界对话。
不和学术界对话的文章不是真正的学术文章，是不合格的学术成果。大家可以看西方的学术论著，大都在和别人讨论问题，自己的思想是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这就是和学术界对话。现在很多中国学者是不习惯这种模式的，通篇文章都是自说自话，好像一篇文章几万字或者一本书几十万字都是作者自己的，完全没有参考别人的成果。西方学术界瞧不起中国文科的东西，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别人看你的文章或者书，不知道哪些是你自己的，哪些是别人的，人家不可能相信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成果，没有人是这样写文章的。几十万字的书都是作者别出心裁，文章的思想观念没有借鉴他人，都是作者构造出来的，这是不可相信的事情。加之不做注释，不和他人对话讨论，所以别人不相信我们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到目前为止，这个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这些年我也经常到一些学校主持硕士、博士论文答辩，我看到很普遍的情况是，一篇硕士论文后的参考文献列举了一百多种，博士论文列举了二三百种，多得吓人，但一看文章，他却并没有引用到这些参考文献，只是在文章前边的综述中提到哪些人写过什么。这些人写过的东西你都是赞成的吗？难道不应该是不赞成然后才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吗？正是因为前人研究得不够，才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既然前人的研究不充分，那你怎么不与前人对话呢？为什么不把他们的研究内容引用到自己的文章中进行讨论呢？所以现在的文章不能够保证质量，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其实学术的深入就是在不断对话中获得的，当你发现别人的研究不够好，这个观点靠不住，或是因为引用的材料不是最关键、最根本的材料，或是因为对材料的解读出现了偏差，或是因为文章布局结构出了问题，或是因为对方的理论思想不够。你在批评他、和他讨论的过程中，就把自己引向深入了。有一个学者说过，一篇博士论文二三十万字，假如在论文中没有看到引用近二十年来出版的著作的话，仅此一条就可以判断文章是不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一个比较宏观的选题，不可能学界近二十年都没有相关研究，即使不是直接关注的这个问题，相关的问题也一定关注过，肯定有讨论的空间，结果你没有讨论，那么就是无视学术界的成果，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学术。仅此一条就判断你不合格，我觉得这样的话并不过分。其实文章后边的参考文献，大部分是要用到文章中去的，在文章中讨论，这样文章本身很鲜活，文风也很好，也能够把自己的研究推向深入，锻炼自己逻辑思维的能力。前人没有把这个纳入学术规范，我把这一条纳入研究规范，不这样做就不是规范的研究，研究都应该是和别人讨论问题。
以上就是我所讲的研究规范的四句话：明确问题意识、确认与相关研究的差异性、选择研究方法与途径、与学术界对话。如果四个要素都具备了，那就可以产出具有真正学术意义的研究成果。
接下来我稍微讲一下学术写作规范，因为我看写文章经常在这方面出问题。
写作方面第一个涉及的是学术史的评述，一篇文章必须要有学术史评述，因为它是为自己的研究提供合法性的。写出来的评述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为了自己。一个选题的相关研究，前人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你有什么理由再做这个选题？这是因为你认为前人的研究不够，再经过评述指出他们存在什么问题、在观点上有哪些可商榷之处、资料是否全面、方法论的运用是否得当，所以你要继续研究这个问题。如果别人的研究已经很透彻了，那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做了。所以学术史的评述重在评，要在充分尊重他人成果的基础上，指出问题、评论问题，而不是单单介绍前人的成果。这样既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也为自己的研究指明了方向。现在我们看到的学术史评述普遍做得不够好，一种情况是回避这个问题，说这个问题前人从来没有研究过，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我们讲的是相关研究成果，比如说我要研究汉武帝的历史贡献，如果前人确实没有研究过，那怎么办？没有人研究过汉武帝，那有没有研究过秦始皇，有没有研究过孔夫子？研究汉武帝和秦始皇、孔夫子有什么关系？因为做的都是人物评价，人物评价从哪些角度切入、人物评价有什么方法、评价历史人物应该坚持什么标准，在这些方面都是相关的，所以不存在前人没有研究过这种说法。第二种情况是简单罗列前人的研究成果，缺乏评述。仅仅是在文章下边做注，注明所有的前人研究成果，这样做也是不合格的，应该把重心放在对前人的评述上，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评述。写一个比较好的学术史评述并不容易，2004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杨玉圣、张保生主编的书《学术规范导论》，那本书里分了十几个学科来分别讲其相应的规范问题。历史学方面收录了三篇，一个是历史学的，一个是中国史的，一个是世界史的，其中历史学的规范是我写的，它就涉及学术史的评述怎么写的问题。当时我需要举两个例子，这就把我搞得很为难。我翻阅了很多刊物，包括《史学月刊》的文章，一篇一篇地看，却很难找到典范性的可以拿来当做例子的学术史评述。最后找到两篇文章，一篇是《史学月刊》曾经发表的南开大学张思的文章，他的1000多字的评述写得很好，从前人取得学术研究的结论，到资料的使用、方法论的思考，都有评述，非常完整。另一篇是《历史研究》发表过的台湾学者梁其姿的文章，当时她做了一个关于传染病，大概是麻风病人隔离问题的研究，她的这个研究前人确实没有做过，虽然麻风病人隔离的问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但与之具有同一类性质的其他疾疫则有不少成果，不同疾疫问题的研究，在其社会意义、文化意义、医学史意义以及研究方法上都有相同或可借鉴之处。对相关研究成果及其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的反省和检讨，有助于新的研究的拓展。作者正是在对学术史内容的梳理中，找到了研究疾疫问题的新视角。这篇文章的学术史评述就写得很好。所以我就举了这两个例子。这本《学术规范导论》将来你们可以参考，因为都是讲学术写作规范的。
第二个是关于历史资料征引的问题，由于时间关系，资料征引的要求我就不再具体讲，我简单说一下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一个是连篇累牍地堆砌史料。靠电子检索得到的资料太多了，作者自己不做阐释，大量征引。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拿材料来说话，我们写文章是我们自己在说话，说话要取信于人，所以征引材料。但是现在经常是作者让材料自己来说话，对材料不加阐释，这个问题很普遍，我觉得是要避免的，这样的文章没人看，编辑看这样的文章也很头疼，更不会采用这样的文章。我曾经到一个名牌大学主持答辩，看到了一篇古代史研究的博士论文，这篇文章将近30万字，里边的资料我估量占了百分之七十，到处都是引文，这算是什么文章呢？我们一定要自己来说话，引用材料一定要有阐释：材料的本身含义是什么，你是从哪个角度来引用它，它的价值何在……第二种情况是，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不会取舍材料，征引很长的一段文字，真正和文章相关的可能只有两三句话而已。古人写文章不可能考虑到后人的引用，文章一气呵成，看似无法截断，大家可能就觉得没有办法取舍。我告诉大家一个办法，这个时候还是只能引用两三句有用的材料，可以用自己的话把这一大段话的语言背景做一个交代，这样就不会出现大段文字征引、冗长累赘的情况。大量的文字征引会破坏读者阅读的流畅性，影响作品的效果。大家现在看古代史的文章，可能看到引用的材料就跳过去了，本专业的人都不读，那非历史专业的人就更不会关注了。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其实好的文章表达应该做到夹叙夹议，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流畅的作品。
最后讲一个大家一定要考虑到的文前文后的问题。文前就是摘要和关键词。我看现在很多人不会写摘要。摘要的功能有两点：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读者通过摘要可以直接了解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第二个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文献储存功能。有些学者在做文献的基础性工作，比如一个大的专题研究需要做一个工具书，这个工具书要供后人检索、参考、使用。如果把与这个研究相关的成果全部收集起来，体量太大，难以完成。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摘要拿出来，把所有的摘要都收入这个工具书里，这就可以作为文献储存了。为了满足这两个功能，摘要的写作有几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简要而完整地表达论文的主题、基本思想，而且摘要要能够不依赖原文而存在，如果需要联系全文才能理解摘要，那这样的摘要是无法满足文献储存需要的；第二点是摘要必须直抒文章观点，不能使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凡是用“本文如何”“笔者怎样这样”的说法，大都是在进行自我评价；第三点，摘要的用语必须是规范的学术用语、学术概念，在新兴学科、新的学术领域，这个用语也必须是相关学术群体中公知公用的语言；第四点，摘要中不能出现数学符号、数学公式和解释性的东西，我曾经见过有些人在摘要中还做了注，如果摘要还要做注的话，那就不成其为摘要了；第五点，注意摘要的字数限制，期刊论文摘要的字数应该控制在三百字以内，一般是两百字到三百字，但是特殊情况需要特殊对待，硕士学位论文的摘要，我认为可以有八百字到一千二百字左右，博士学位论文可以在一千五百字到三千字之间，当然，需要根据选题的实际情况作调整。
关键词的功能就是被检索，所以关键词的要求，第一点是概念的规范性；第二点，关键词必须是名词和实词，不能用形容词、副词，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关键词的数量在三到八个，一般期刊论文三五个、五六个都可以，大的选题的话可以用到七八个，最多不能超过八个。关键词的选择就是文章的中心概念和文中反复出现的基本概念，文章的标题中可以选取一两个关键词。摘要、关键词就是文前部分。
文后部分就是参考文献、注释。广义上说的参考文献包括注释，严格来讲，参考文献和注释是有区别的。参考文献指的是文后列出来的参考书目，就是在研究过程中参考过的书目，包括与选题相关的主要的原始文献和现代研究著作，尽量不要有遗漏。这些不一定在文中引用过，只要是参考过的都要列上去。实际上，参考文献不能有大的遗漏，有遗漏就说明研究不规范。其实好的参考文献就等于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简要的学术史。注明文章中引用到的资料文献，一般来说就是注释，注释有两种情况。一种简单的就是文中征引的文献或是引用现代人的成果，注出出处，作者、书名、出版年代、出版社等各个要素要完整。另外一种是真正的注释，真正的注释是对正文内容的补充性说明。有些东西要在正文中提到，提到它又不能展开，展开会显得累赘，不交代又显得突兀，读者会有疑惑，这个时候就需要做个注释补充说明，这个东西是真正的注释。有的期刊论文不要求列出参考文献，但是学位论文要有。期刊论文要求的主要就是注释和注明出处，至于格式就按照不同期刊的要求，国内执行的标准不一样，给谁投稿就按照谁的格式就可以了。这是文后部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大家不用受时间局限，有问题就可以提问。
【现场问答】
同学1：老师好！说到做什么样的毕业论文题目，您提到生题和熟题，说“与其攻坚不如拓荒”，但是有时候我们面对生题，做着做着发现了新材料，就把之前的观点否定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李振宏教授：看来这个同学是有所体会，我也曾经碰到过。要解决一个问题需要使用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可以证明你的论点的，但突然发现一条或者两条材料与你的观点相反，但是只有一两条材料，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足以否定你原有的观点。如果遇到了大量的材料都与你预设的观点相反，那就不要再做了，要尊重历史。个别与你的观点相悖的材料还不足以影响你的观点的成立，我的解决方案就是不回避。如果能够对这些材料做出解释，那就在文中说明你在哪里看到了什么材料、这个材料为什么会出现异常情况，这是最上乘的办法。如果解释不了——因为我们可能不清楚这个材料整个的历史背景，这个时候也不要回避，就在文章下边注出来，说明在研究过程中看到了一条材料，这个材料表面看和我们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是就目前来看，我们仅此见到一条或几条，这还属于个别现象，不足为据，暂时存疑。切记，千万不要回避。
同学2：老师，您刚才说读书的时候带着批判的眼光读，我觉得以我们的能力好像并不能达到，您能不能具体讲一下这个问题？
李振宏教授：这不存在能力达得到、达不到的问题。虽然你可能不具备高于这本书的作者的能力，但“批判”是一种思维方式，纵然整体水平不够批判它，但是你毕竟有你的角度，哪怕自己的角度有失偏狭，但也有怀疑的权利。你有自己的思考，这就是你批判他的理由。这是一种读书方法。我们怀疑、批判，并不意味着别人不对，但是我们怀疑他的时候就会想办法推翻他，可能最终也没有推翻他，反而认可了，但经过这个努力去获得认可的过程，相信我们对这个问题也有了一个清晰的，而不是盲目的把握。所以带着批判的眼光读，一定是最好的、收获最大的读书方法。
同学3：老师，我想问一下，带着批判的眼光读书，是指读的论著吗？如果读的是史料，也需要这样做吗？
李振宏教授：读史料就是审查啊，我可以说读任何东西都带着批判的眼光。“批判”两个字不要解读成打人，批判其实就是一种思考、分析、评判，就是以分析的态度面对自己看到的东西，而不是盲目地接受。对史料也是这样，任何历史著作都是人写的，所有人记载历史的时候都把自己的主观想法注入笔下，都需要以今天的眼光去判定它的价值。所以对所有的历史资料都要带着批判的眼光。
同学4：老师，我有一个疑问，论文写到最后的结论部分时，发现结论就是对前边叙述的一个总结、重复，没有升华，我想请教老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李振宏教授：严格来说文章的结语部分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就像你刚才说的，简单总结，不用升华，只是帮助读者把握你的学术思想或学术观点，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这种情况不能被视为不合理，不能说是重复，它可以帮助读者直接、简单地总结全文。第二种情况是，你做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具体的问题，但这个具体问题有可能是某一个宏观的大问题中的小问题，很多文章往往都是这样。当你写结语的时候，你把前边做一个总结，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就可以把这个结语稍微引申一下，把它延伸到更宏大的问题中去，这就对文章做了升华，两三句话就可以了，把这个小问题和更大的问题连接起来，提升了文章的境界。第三种情况是从你讨论的问题引申开来，对一些相关的问题发出议论。这些议论不需要展开，一两千字即可，这些议论可以使人产生联想，人们把这样的东西叫做“余论”。结语部分的写作，大概就是这几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