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面对屏幕彼端面试官“为何去北欧留学读云和网络基础架构”的灵魂拷问，我仍会回想起当年通宵参赛却铩羽而归的那个遥远的秋日。
如赛博幽灵在Azure赞助的服务器中折戟，未曾亲访的亚特兰大，如此渺远，却又如此真实。
一、未竟的比赛与执念的起点
SC20 VSCC，作为头一次在云集群上举办的SC超算赛事，已经过去5年有余了。由于疫情影响，这届竞赛组织方式太过特殊，参赛预算更是超算队史上最低的一次（只借了一间会议室），也许很多人都已经不再记得。
但我记得。或者说，那个失败的重量，至今仍压在我的心上。作为队长仓促上阵的我，还连“云文件系统”是什么都懵然无知，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更遑论组织一支队伍、疏通各小组一环扣一环的工作流。稚嫩，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我不知该如何入手解决，可能也没有人相信，一个穷途末路将要交棒、但不知为何还在死硬坚持的队长，还能翻出什么花样。同时参与的PAC20赛事上，由于不知如何接手优化银牌级祖传代码的工作、也不懂要如何讲好科研故事，当时带队老师K一句“这点事都搞不好干脆不要比了”，像一记闷棍砸来。只觉眼前一黑，我如人机般听见了字面冰冷的放弃语义，却完全捕捉不到那层裹着疲惫与失望的潜台词，那是一种濒临极限的烦躁叹息。于是，在我机械般地发函告知主办方宣告退赛、直到对方向领导追问核实并驳回后，我又面临了K老师更哭笑不得的批评。作为如此不称职的队长，我最终也只能目送其他队员前往太原拿下决赛铜牌。
随之而来的，是汹涌的内疚与自我谴责，像一道未愈合的伤口。我知道，那场未通过的关卡，并未随着比赛落幕而消失，它顽固地横亘在我的心底。即使老师早已无言，团队也已更新，对我而言，那场旅程远未终结。我需要给自己一个答案，一个能填平内心沟壑的答案。
这份执念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很难说2023年不是因此才选择云与网络基础架构（Cloud and Network Infrastructures）专业，尽管它可能只是一种迟来的补救。
如今在交大时隔11年重夺ASC冠军之际回望，特别是看过MyGO AveMujica乐队的人生百态后，我更能看清当时的死局，毕竟这比赛对不同成员必然有着不同的意义。彼时，高性能中心的领导和老师们，对曾获银牌的项目二期工程自然是寄予厚望；而K老师带队则是一直独挑大梁，并不像如今他只需专心负责设备管理的舒适区，背后还有一整个团队作为坚实后盾。无形的压力，早已渗透进赛场的每个角落，也压垮了当时那个茫然无措的我。
二、理性的牢笼与AI的诞生
我出生在一个典型的体制内文科家庭，而我是家里的第一代理科生。
现在想来，父母习惯性地将“做事”与“做人”纠缠在一起。一次考试的98分，一次书法练习的不得要领，甚至是我兴冲冲带着满分试卷回家——这些具体事件的绩效（当然，绩效也是管理者主观评定的），总会被一种充满东亚内省文化的pua式逻辑迅速拔高，用“浮躁”、“草率”、“骄傲”、“不谦虚”、“自以为是”、“经不起表扬”等极度个人主观、充满玄学色彩、而又无法证伪的评价，精准砸向我的人身，也不管我作为小学生是否能够理解。问题从未被清晰地界定，往往也谈不上什么有效解决。
二十多年来日复一日，这些词汇像无形的藤蔓，缠绕着我的神经，最终将我浸泡在无边无际的自卑、恐惧、焦虑里：偶尔做错题是不好的，但更常见的是做对了却表现不得体，似乎是更不好的；做得慢是不好的，但更常见的是做得快却不够完美，似乎是更不好的；总之做什么事都大概率是不好的……日渐严重的拖延，从自我保护变成如今的累赘，而这种紧绷感，像一层冰冷的假面，仍包裹着真我的面目，也侵蚀着我与人建立真实连接的能力，以至于几乎所有人都能感知到我身上那股“装装的”、“拧巴的”做作气息，而最讽刺的是，我越是刻意想摆脱这种气息，就往往变得越做作。
三、艺术的困惑与觉醒的困境
西贝柳斯学院门口，清冷的北欧风中，恍惚间又缠绕起当年吉他老师那声悠长的叹息。“太准了，”他摇头，“每个音符都卡在节拍的点上，甚至弱拍也弹得过于清晰。可是音乐性呢？那种呼吸感，轻重缓急的生命力，在哪里？”
彼时的我，困惑地面对琴谱上的符号，怎么也无法理解老师口中那玄妙的“音乐性”。精细的谱面，与再精细也不可言说的演奏者感受之间那难以言喻的距离，对我来说是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直到后来深入学习了语言学，并在欧洲实地浸润两年，我才渐渐触摸到这种主观表达的微妙空间。艺术领域蕴含着如此多言不尽意之处，必须依赖于主观的经验，正如人对红色的感知无法靠对红色的科学定义代替。是的，不可言传的个体体验是存在的……但它也能以更精妙、开放、公共的方式传授。
而在重新培育自我这件事上，好像也没有那么多顿悟。
彼时刚进入高中的我，更困扰的是终于开始意识到自己内在的匮乏。从小，我便深谙如何讨长辈欢心，像马戏团中训练有素的C位小丑。可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未经反思的表演，绝非真正的社会化，因为没有坚实的“自我”内核，一切社交都如同无根的浮萍。真正的社会化，必定要先经过个性化的阶段。
“我是谁”，从高中到大学，再到踏入社会，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我一直在苦苦追寻答案，心理咨询室是我常去的驿站，一如童年时医院是我除了学校最熟悉的地方。
四、感性的迷失与意义的重构
如果说在高中之前，我是完全靠着理性在生活，那么从高中开始，我终于开始发展自己感性的一面。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对“早恋”的自我审查，从死命压抑自己内心的白月光、像特工般不敢告诉任何人，放松到了至少敢去拿好人卡。
但被压抑的感性终于开始萌芽后，却与根深蒂固的理性爆发了持久的内战。彼此消耗，而非和谐共生。每当目睹同龄人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那份羡慕里，总夹杂着灵魂撕裂的痛苦。
而进入本科后，脱离了超级高中里的名师们保姆级的备考规划，习惯于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地备考的我，很快就彻底迷失，完全无法继续过去人为塑造的学习状态，成绩也一落千丈。慌乱空虚，却又强作镇定，游荡在海量的社团、麻将、游戏、恋爱……试图在这些喧嚣中，补那份缺失的“青春伤痛文学”的课……结果，保研无望，考研折戟，申请海外名校也失去了冲击顶尖的勇气。
而比这些世俗意义上的失败更窒息的是：我看不清自己在这个庞大社会中的坐标，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生态位和对这一系统的价值。稳定的央企工作，可以给我一个体面的符号，但仍无处躲避午夜梦回时叩门的心魔。
于是我自我流放到了这白茫茫的世界尽头。
五、北欧的洗礼与合作的新生
终于，我们可以说回EIT项目的主题。只是抱着体验心态来北欧摆烂的我，最终还是在校企合作做毕业论文的压力下，不得不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
在北欧，我终于知道，原来理想的跨学科合作是可以这样的，权责清晰，双向理解，彼此尊重，互相支撑。我第一次明确地认识到，作为一个独立研究者，除了自己申请项目基金这些事务性操作，还要主动承担主导责任——以我为主，清晰地申明自己的贡献与核心需求，同时敏锐地洞察并协调各合作方的诉求。导师们的角色也异常清爽：主导师专注于HPC技术与学术写作的指导；二导提供机械领域的专业顾问，并提供芬兰国家超算中心LUMI集群的项目权限和资源；外导则精准对接公司事无巨细的需求与有限元仿真相关的顾问支持；阿尔托大学IT服务部门也给予了正版软件授权和部署方面的帮助。在这个框架下，我们得以在一个冷门领域里，直面挑战，修正错误。时间没有那么紧迫，但每一步都务必走得踏实，做得靠谱。进展和困难当然会带来情绪波动，但沟通始终在可控、非暴力的氛围中进行，更不会指向人身攻击。
记得某资深HR电话面试时曾对我说，其实现代企业对职场新人的核心要求，无非是学会如何工作，恐怕也是同理。其精髓，不正是这种清晰定位、主动担责、有效沟通、务实推进的能力吗？抛开知识技能和机构背书不谈，硕博士经历的核心价值，也正在于对这种“工作之道”的深度实践与掌握。
诚然，面对挫折不能随意放弃。可如今再回首，我才明白这句话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是人自身赋予了万物意义与价值。坚持一个目标，其根本意义不在于目标本身的“正确性”，而在于我选择为它倾注热情和意义本身；放弃一个目标，也即亲手熄灭了自己赋予它的那束光，再论所谓是非好坏已无意义；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目标函数”可以依赖，因为那个看似无所不在、评判一切的大他者（社会标准、他人眼光），本质上是匮乏的，它无法替代个体内心真实的渴望（原乐），也无法填平驱动我们不断前行的、那份永不满足的“剩余”欲望。
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开始真正理解所谓研究生到底研究的是什么，如果能顺利毕业，它可能才是我在如此漫长的前奏后，在科研道路上真正的入门。而只有在坚持的过程中，才能讨论接下来所有认知、决策、执行的得失。
晚成的道心
回望来路，起点或许并非坦途。更重要的是，只要走在通向开悟与智慧的道路上，其他的一切已不再重要。
晚成者，不知为大器否。但这般那般的外界评判，已经不再会撼动我风雪中凝结的道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