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的冬天，稍一搁置笔毛就结成牛肉干样的硬块。
重新泡发的时候，我看着一张单面A4传单的背面已经塞满了我的考试周待办，瞬间想起一本同是废物利用的手抄的诗集。
那是我的外公抄给我的。二十多张尺寸参差、颜色驳杂如橘猫的收据，翻至背面夹在一起，每面一左一右用小楷抄录一首绝句。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太清，只记得和兼收了唐诗宋诗，和家里常读的湖北人民1993版《唐诗三百首》有所不同。
作为幺幺生的老九，我视角中的外公长期就像屋里的一块背景板，其实很少见他主动做些什么。抄诗给我，属于为数不多的例外；而另一次，则发生在某个冬日午后，妈妈接他和外婆来短住调养。当时他很有兴致，似乎想教我些什么，于是避开家里书架上密密麻麻的历史类专著、拨开《三字经》《百家姓》这些“不用讲，你自己都会看”的书后，开始一字一句跟我讲解《增广贤文》。
我甚至不太记得当时自己有没有上小学，也不记得到底讲了哪些内容；毕竟以我当时的阅历，明白“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已是极限，至于“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之类，可能还是有些太超前了，直到参加工作后撞得头破血流，我才不无痛苦地领略这份迟来的机心——而此时，外公已经辞世十年有余了。
每念及此，我不禁浑身激灵，这不是读《孟子》时搔痒一样的触感，也不只是读《老子》《庄子》时的洞然，而是读《荀子》《韩非》才有的战栗。
其他的亲人们，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也从外公那里学到过什么，但想必也都各自有所家传吧。最早的礼物应该是母亲在网上邮购的人民文学版《来自矮人国的小兄妹》和《蓝熊船长的13条半命》，用德国奇幻流儿童小说迎接我的来到这个世上；刚上小学不久，父亲送给我的《中华成语故事全集（全二卷）》配合大姨父送我的《新华字典》，解答了我不少关于成语和中国古代史的疑惑；十岁生日时，我收到了迄今为止最多的一批礼物，但印象最深的无疑是二舅家的表姐送我的《城南旧事》；而15岁休学住院的那段日子，我的精神滋养则来自大姨家一整套上海译文的《译文名著文库》（尤其是《动物庄园 化身博士》和《金银岛》），以及大舅家的表哥送我的时髦货Kindle（国行版，时代的眼泪），里面已经下好了一本三联版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还贴心地预充了五百元余额。
于是今天我猛然理解，为什么我记忆中最深的痕迹，似乎都少不了书的痕迹：我深知当年家庭条件极其有限，每一分钱几乎都是母亲支持父亲脱产深造之余挤出来的，必须花在刀刃上——我家至今从未买过汽车、也没怎么安排过探亲访友之外的旅游；计算机倒是买过不只一台，而父亲甚至在老家的地摊上斥巨资买下了整套《剑桥中国史》，属实是一个敢卖一个敢买——因此，我关于世界最早的认知，可以说主要是从书本获取的，老师、互联网、电视节目作为补充。恰恰是一个个亲友，带着最美好也是最具性价比的祝愿，用一本本书层层叠叠压铸出我灵魂的棱角。也正是这份情谊，带着体制内双职工家庭出身又完全不谙社交的我走出书斋，尚不至于完全脱离社会：
我记得曾倾慕许久却怯于开口的心上人，借着一本商务版罗素《哲学大纲》的奇遇又重新结缘；也记得2022年底我首阳高烧40°C时，一位老友主动从城南赶到城北来看护了我两天一夜直到退烧，而他感念最深的莫过于初三一份最别致的礼物《5年中考3年模拟》并跟我一起学英语；还记得从邻居家借来四卷浙江教育1991版《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双色版），其中《人类·社会》卷以苏联解体作为“人类历史100件大事表”的结尾亦是全书结尾带给我震耳欲聋的冲击（显然，在这个年代甚至都没有麒麟可供捕获了）；至于高中、大学时的许多同学，在毕业多年以后还在组织毫无功利性的全员读书交流群，更是不在话下。
当然，也有一些更晦暗的回忆。一位初中同窗当年过生日时，我精选了一本上海译文2010版许钧译《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赠予。可他后来究竟如何承受着自己生命的轻与重，却早已自行带入坟墓，我再也无法知晓。
今天就先写到这里吧。等会还要去下单给长外甥女送一套李筠老师的政治学普及读本迎接新年，考虑她作为初中生的理解力，对《西方史纲》《罗马史纲》《中世纪》这几本书应该是绰绰有余了。